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漫谈“治未病”——《黄帝内经》养生之三

中医养生的最高境界之一是“治未病”。早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古人就曾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由此可见，“治未病”是内经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甚至贯穿于《黄帝内经》始终。所谓“治未病”，可以概括为“未病先防”与“既病防变”两方面的内容。     

既病防变“治未病”——《黄帝内经》养生之四

在《黄帝内经》中，“治未病”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中“未病先防”我们在本刊上一期已经述及．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既病防变”。     

基层维稳过程中惯性思维的展呈、原因及其矫正

管治视阈下基层维稳的惯性思维展呈为：重视体制维稳而忽略制度维稳；重视维稳结果而忽略维稳过程；重视事后补救而忽略事前防范。这种管治型的维稳思维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的维稳与民众的维权陷入非理性博弈状态。要有效矫正基层维稳的管治思维定式，应当从“管治”走向“共治”，让民众从维稳的对象转变为参与维稳过程的主体。只有从民间组织介入、完善基层维稳问责评价体制和提升政府公信力入手，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基层维稳工作中“共治”思维缺失的问题。     

“数智之治”何以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S市社区新基建案例分析

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面临一系列治理难题和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数智之治”推进其化解突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技术-制度互构视角，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数智之治”强化基层合作生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智之治”以技术赋能和制度嵌入推动基层合作生产，且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呈现时序权变特征。技术工具通过主体增能、权力赋能和结构重塑等赋能基层合作生产，制度嵌入则分化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股潜在力量。其中，正式制度以成文条例嵌入合作生产过程，实现规则更新、机制革新和模式创新；非正式制度以“网络-认同”机制发挥调节效应，通过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等途径嵌入基层内部，促进技术工具与正式制度交互耦合。     

如何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治大国者先治吏”，这是我国的传统治国经验。干部是社会的标杆，群众的楷模。选拔干部，需要“火眼金睛”，更需民主公开。     

“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四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四个基本点，即“法律之治”；“依法之治”；“宪法之治”：“良法之治”．．要坚实地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这四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历史视角下的村干部身份与治理模式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中国乡村治理者身份制度及相应的村治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视野,分析村干部的制度身份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在不能实现官僚化、科层化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背景下,以绅士制度和职役制度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乡绅—乡役”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弥合了乡役治村的身份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干部与治理的制度经验,借鉴“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完善“村干部”的身份制度,综合增强村干部身份的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探索“政治—行政”的融合身份治村模式,是可行的善治之路。     

影响公安派出所管理和防范工作原因试析

近几年来，公安派出所的打击职能不断强化，而管理和防范职能却在不断削弱。其原因为：基层公安机关对派出所性质和任务存在认识偏差；急功近利思想导致“重打轻防”倾向严重；迫于治安问题突出的局势而“重打轻防”；警力不足、贵重权微，严重地妨碍了管理和防范工作的开展；制约和考核机制不健全，致使管理和防范工作难以监督落实；群众工作薄弱，使管理和防范工作失去良好基础；文化和舆论宣传对警察角色的误导，对管理和防范工作产生影响和冲击。     

探索新路径 构建农村社区防灾减灾安全屏障

重庆市永川区以社区为平台，以创建减灾示范社区为载体，以构建社区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为着力点，加强资源整合，努力探索创新，全力推进社区防灾减灾工作，基本形成了“居民自防自治、社区群防群治、部门联防联治、单位协防协治”的社区防灾减灾新格局。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亚文化视野下高校文化时尚的同构与传承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讨高校文化时尚的内涵,着力挖掘高校文化时尚的青年亚文化特征,正确引导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的同构与传承,趋利避害地发挥高校时尚文化的育人功能,对于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个性和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波浪式"前进到"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波浪式”前进。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江泽民牢牢把握时代特征,提出“跨越式”发展。“波浪式”前进与“跨越式”发展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信“

汉字的“信”，在不同用法里有着不同的意思，这里想要说的是关于“书信”。“书信”的“信”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按照习惯的格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指定的对象看的东西。作为一种书面表述，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信”却并不见得非得要写。生活在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群众最常用的“信”其实就是物品，所谓以物代言；不同的物品代表不同的意思。情书居住在高山峻岭中的景颇族，交通不便，人口分散，有事相商，往往不写信，而用植物或其它事物来表达。想念远方亲友，就托人捎去树根一条；若想念之情尤…     

"头儿"

说起我们的“头儿”,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他不仅在工作中严格要求我们、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他就是浙江省乐清市保安服务公司中队长余民。我们的“头儿”三十岁左右,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初次见到他是两年前的一个上午。我是河南郸城人,刚来乐清当保安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的新奇。但就在我第一天上岗时,遇到最困难的事就是语言障碍。“头儿”却风趣地对我说:“这里的方言很特别,也很难懂,你知道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连美国佬也无法破解我们的方言呢!所以从现在起,必须要听懂、能讲本地话,才能更好地上岗工作。几天后,“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