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议会的几个特点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它废除了“朕即国家”的专制政体，开创了国家由君王集权走向阶级分权乃至资产阶级内部实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政治格局，是一大历史进步，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制的重要标志。为了了解西方议会的运作及保障隋况，     

试述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的思想意义

试述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的思想意义□恽革说起孟德斯鸠，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的名字是与“三权分立”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三权分立”学说，人们并不陌生。分国家权力为立法、行政、司法，使之分立，这是政治学的常识。但“三权分立”学说是...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对“三权分立”的否定和超越

一、中国已经失去建立“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历史机会 如果将目光转向中国政治文明史,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幅情形: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没有“三权分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剥削阶级虽然创立了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但没有标志着剥削阶级在政治上成熟的“三权分立” 政治形式。科学地认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是不能靠诅咒一通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缺陷,鞭斥一番中国资产阶级无能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中法传统司法体制比较研究

古代中国和法国，同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典型样本．但在司法体制方面却有很大差异。法国的传统司法体制极大地影响了以“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为特征的近代法国司法权理论，而中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为空白，类似的知识缺失在我国司法权理论研究当中已经造成了很多偏差。本文对两种传统司法体制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从中总结差异，厘清误解，希望能为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历史基础。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窘境与均衡路径

廖奕在2014年第3期《南京社会科学》载文《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窘境与均衡路径》认为，中国司法改革遭遇瓶颈，不仅仅因为“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等西方政体符号的阻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与文化的深层冲突。中国转型时期的非均衡发展基本国情很难短时间改变，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均衡诉求已经极为强大，决策者们也适时因应了这一趋势，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方案。     

论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孟德斯鸠设计了“三权分立”和制衡理论,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司法独立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司法与行政融为一体,没有真正实现过司法独立。当今,司法独立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司法独立与法治关系密切。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要求党在管理干部时严格依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进行;要求司法机关摆脱“泛行政化”的影响;要求司法系统内部保持相对独立;要求提高法官素质,实现比法院独立更重要的法官独立。     

《聊斋》公案小说探微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深刻揭露封建司法的黑暗和腐败，抨击和讽刺贪赃枉法、残酷暴虐、昏庸无能的办案官吏，表彰和赞颂仁爱百姓、秉公执法、明察善断的清官循史。“仁”、“慎”、“智”是清官办案的共同特点。     

日本行政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战前的行政学在日本明治宪法体制成立之前,德国学者劳伦斯·石泰因(L．von Stein)对伊藤博文的讲课内容,以日文版《行政学》一书留存至今。明治时代,日本为建设近代国家,以西欧制度为参考,采取拿来主义,曾经将“三权分立”中的“三权”翻译为司法、立法和“行法”。值得注意的是,石泰因的行政学课程将“行法”转变成了“行政”,将支撑天皇制的官僚制组织的统治之术看作“行政”,对国内行政作了全面的探讨。     

我国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设计,其存在和实践体现着当时的宏观权力结构图景。我国近代经历了封建专制、三权分立、五权分治和一元分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变迁,我国行政诉讼在地位、审判组织、司法审查维度上也随之发生变革。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我们应该从既有的宪政框架内提升行政诉讼的地位,建立独立性与专业性协调统一的行政审判组织,合理界定司法审查的疆域与强度,更好地完成行政诉讼的宪政使命。     

三权分立之变奏:美国政府体制中的独立行政管理机构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以其完整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体制著称于世,典型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与制衡思想,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楷模。但当人们拉开美国政府体制的帷幕时,却惊奇地发现一种异常的反向征候——三权合一。我们剖析美国独立行政管理机构,正是为了索解美国政府体制中的这个“斯芬克司”之谜。美国独立行政管理机构(independent dministrative agencies)指的是:依法建立,独立于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并行使社会经济管制职能的专门机构,它根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三题

目标崇高任重道远 中国曾长期遭受人治主义的荼毒。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盛行的是高度专制的封建人治。虽然以与儒家截然对立相标榜的法家，表现出激烈反对儒家的人治、德治、礼治的坚决态度，力主法治、刑治、力（暴力）治，但究其实，由于崇奉皇权至高无上，持皇帝统掌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之主张，归根到底还是通体打上了封建人治的血淋淋烙印。这种封建人治的荼毒，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里，仍然为害国家、为害人民。其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表现，便是历时弥久的十年“文革”。其时的“造神运动”不仅将封建人治全盘恢复，而且变本加…     

刘宏方：司法行政大有可为

2014年5月9日中午12点，正是饭点。在徐州市司法局会议室里，一场“《民主与法制》社走基层徐州行”的专访变成了该局局长刘宏方一场独特而精彩的演讲。在中国的政府架构设计中，司法行政是个弱势部门。但是，从刘宏方对徐州乃至中国司法行政现状的思考中，从他对徐州司法行政的未来设想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法行政同样大有可为。     

司法行政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研究与探索——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司法信息安全专业群建设为例

全面深化“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促进以智慧援助、智慧矫正、智慧公证为主的司法行政正朝着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型信息技术在司法行政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与深入，新型信息技术应用人才缺乏问题也随之愈发显著。对标职业教育“双高计划”，紧跟司法行政部门用人需要，开展司法行政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水平专业群、人才培养分级分类标准、综合性产教融合基地、现代学徒制专班、司法大数据实训平台、动态联席工作机制等系列研究与探索，可为推动“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提供技术应用支撑。     

用行动弘扬法治精神——全省司法系统第二届“十大百优”人物的启示

今年12月4日，在全同第十个法制宣传日，浙江省司法厅党委授予俞德坤等10名同志“第二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授予何影等100名同志“第二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百名优秀人物”称号。     

罪刑法定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命运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的基石性原则。中国封建社会既无规范意义上和制度层面的罪刑法定 ,也无观念层面和思想层面的罪刑法定。中国封建社会里 ,类推比附制度的存在 ,封建法律体系阶次性、明确性 ,民间法的存在 ,君立的绝对立法权 ,礼刑互用 ,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绞合在一起 ,是中国封建社会设有形成规范层面和缺席层面罪定的主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刑事和司法上的主客体思维 ,围绕儒家“礼治”来制刑、量刑和用刑 ,封建统治者在法价值上重秩序、轻权利 ,罪刑关系上的功利主义和刑法工具立义 ,对实质正义的过分追求和迷恋 ,公法文化的强盛和私法文化的贫弱 ,社会本位和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 ,封建司法官吏在规则内无自由裁量权和规则外无限自由裁量权的“角色冲突”,刑法主观指向无限性与文本客观涵盖的有限性的矛盾与不谐辱因素 ,致使中国封建社会没能形成观念层面和思想层面上的罪刑法定     

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

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普被中国的泛化封建观,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这既脱离了“封建”的本义与西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冯天瑜先生新著《“封建”考论》辨析泛化封建观,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拨开了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然其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重新命名,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似可名之为“皇权社会”。     

省司法厅服务转型快马加鞭助推跨越力争上游

2010年以来，山西省司法行政机关认真学习贯彻省十次党代会和袁纯清书记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努力开创山西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的奋斗目标，认真贯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责、发挥优势，坚守法治、维护公正，推进和谐、促进发展”的司法行政工作指导思想，     

中国人岂能不说中国话

随着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澳门回归祖国日期的临近，作为国语的普通话在澳门大力推广。澳葡政府已经颁布法令，宣布中文与葡文具有同等的官方地位，中文已大踏步走进澳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还“中国人说中国话”的历史本来面目，这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葡萄牙强占中国澳门４００多年来，长期把葡文作为澳门的唯一官方语文，占澳门人口９６％以上的中国居民使用的中文，长期没有法律地位。澳葡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都采用葡文，而绝大多数中国居民不熟悉葡语，因此，华人被排斥在政府公务员队伍之外，公务员中的中高级职称，全部…     

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与李根蟠先生商榷

李根蟠的文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主张秦以后的历史研究使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只能得出“秦以后封建论”这一个结论。为此,李文以非客观的态度处理学术史,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造成了“秦以后封建论”战胜非封建论的历史,表现出学术的狭隘。     

尊重司法的个性

由于长期沿袭前苏联的司法模式,并且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先天不足的中国司法制度积弊甚多,存在着若干明显的制度性缺陷。依我之见,中国司法制度的致命弱点就是司法的行政化气息太重,这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现代司法的“庐山真面目”。中国的司法腐败,可以说是司法与行政长期“乱伦”而孳生的一大怪胎。司法腐败之所以严重,与司法权威主要依仗行政力量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行政化乃司法病灶之所在。中央电视台某著名新闻节目曾将对“两高”负责人的采访列入“部长访谈录”的内容,这除了暴露出某些新闻界人士对某些法律常识的无知,更能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司法行政化的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以致“习惯成自然”。其实,司法与行政是两种性质迥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