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

技术因素在美西方对华博弈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芯片是诸多新兴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大国竞争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保障芯片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美国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注重采取内外联动、短长结合策略，以拉大中国在芯片领域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力图通过“现代产业战略”提升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大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美国主导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芯片联盟”，试图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芯片技术研发、芯片生态系统重塑等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注重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力量形成复合型阵营。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亦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芯片产业内部的博弈、美国政府与芯片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     

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特朗普政府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危害——兼论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维系中美关系的同时,也是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在策动对华"新冷战"的过程中,试图全面抛弃该政策,如提升对台高官交往层级、改变对台军售模式,并在执政末期宣布"取消美台交往的一切限制"等。这类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动作,服务其遏华战略,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配合,迫使中国政府显著加大遏制"台独"的力度,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均持续恶化。拜登政府声称延续一个中国政策,但在美国继续实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和美国国内亲台反华势力活跃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将使"一中"内涵更加空心化,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将使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中立美国,构建中国海洋周边的睦邻关系

美国战略东移、重返亚洲,围绕中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周边,助推相关国家惹事生非,围绕中国海洋周边拼凑新的"对华包围圈",主要矛头直指中国。凡此种种,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似乎呈现出新一轮的对华冷战态势,对中国海陆地缘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如何认识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如何破解这个新出现的环绕中国海洋周边的"对华包围圈"?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后，为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加紧推进地区战略部署，着力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美菲军事安全合作并拉日澳积极参与；推动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加速推进和拓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走实。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心，并利用“离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海洋军事战略转型，竭力制造台海和南海联动效应，并有意裹挟地区盟友共同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中国维护周边和地区稳定特别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增大，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力争突破美国的战略布局。     

从“边缘地带”到“枢纽地带”：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发展的影响,其地缘政治呈现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特点,在某一时期某一种特点更为突出。2021～2022年,在阿富汗变局、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背景下,中亚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同时地区各国也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中亚稳定受到一定影响。在新形势下,中亚国家尝试塑造新的地缘政治角色,通过“通道外交”“纵横外交”推动该地区成为中南亚、中西亚的“枢纽地带”,希望以此减少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带来的外部风险,走出一条新的跨区域合作发展道路。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中亚三种不同的地缘政治形态与中亚政治稳定和安全风险的关联。研究发现,地缘政治作为外部因素,与政权交接、社会矛盾和安全威胁等中亚的内部问题,都对中亚国家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内外因素相互牵连;当中亚地区处于“边缘地带”时相对稳定,处于“中间地带”时挑战增多,成为“枢纽地带”有难度、有风险,对中亚稳定有利亦有弊。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西南周边地缘态势与“南方丝绸之路”新战略

中国作为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经济政治大国,与处于"边缘地带"的东南亚地区和兼具"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南亚地区在地缘经济政治上已呈互为依托之发展趋势。东南亚和南亚对于中国来说,既有资源价值,又有地缘价值;而中国对于东南亚和南亚而言,可借助中国所处的"心脏地带"地缘优势和发展潜力获取自身独特的地缘经济政治权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推动着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进而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构建"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通西南大通道,推进"两洋出海"战略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     

美国认知域战略布局与大国博弈

认知战的思想早已有之，近年来认知域已上升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疆域。美国和北约认知战项目正在由理论研究向战略制定、手段开发和实践操作层面加速演进，其概念、目标、实现途径和手段方法日渐清晰；美国在认知域的基本战略布局、战略指向明朗化，即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举、绝对安全观驱动下的地缘政治扩张、持续针对中俄并深化对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是北约发起认知战攻击的一个典型案例，凸显了数字时代大国在认知域博弈的新特征。对此，中国需要深入总结美西方的实践做法及其衍生影响，加快推进认知域研究，将认知域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完善相关系统布局和机制建设，稳健应对美西方的认知战图谋。     

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

2021年以来,在内外勾连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背景下,日本涉台政策呈现出明确的“安全化”走向。由于涉台地缘安全固有考虑、右倾化加剧的内在驱动,以及美国加强“以台制华”、乌克兰危机的外在刺激,日本谋求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四个面向全面提升对涉台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政治上着力建构“日台安全密切关联”的政治安全叙事,军事上拓展在台海的“先发”能力与军事活动能力,经济上加强利用台湾来谋取在供应链等方面的“经济安全”利益,外交上强化涉台安全多边战略布局。不过,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亦受到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势力、中日关系整体架构以及美国的制约与管控。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

为更好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从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全方位诱拉。出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考量，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积极对接拜登政府提出的各项合作倡议，另一方面也对美国诱拉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诱拉的可持续性问题担忧加剧。从东南亚国家的回应来看，拜登政府在塑造对美有利的地区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但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有限，尤其是极力诱拉并未改变地区国家大国平衡的战略取向，美国诱其遏华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经典地缘政治的嬗变与巨型边缘地带强国的机遇

英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缘起于19世纪后半期的英俄亚洲博弈,但它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因此尽管该理论有着一定的解释力和政策参考价值,但它却并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出近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并非总是海陆两极式的经典地缘政治格局,它有时还是多极或三极式的。所谓三极,即是指海上霸权国、枢纽地带强国和边缘地带强国三强并立的格局。近现代史上的欧洲传统边缘地带强国从未能成功地崛起为全球性强国,而经典地缘政治格局也往往形成于海陆强国联盟对边缘地带强国高强度的反制斗争中。导致欧洲传统边缘地带强国崛起失败的原因既在于边缘地带强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政策选择,又在于海上霸权国、枢纽地带强国以及其它次级强国的内外形势和对外政策,而前者是主要原因。联系理论、历史经验与当前的形势,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后经典地缘政治时代下的七大有利条件为中国这个新兴的巨型边缘地带强国的继续崛起提供了相对良好的机遇。     

美国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以TikTok案为例

近年来,美国国会不啻反华渊薮,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趋强。究其原因,既源于国会的反华传统,也涉及国会决策流程“结构—功能”因素对“中国威胁”的放大与异化。在美开启“对华竞赢”战略后,泛安全化渐成美国护持全球霸权、缓解战略焦虑的惯性认知和竞斗手段。然而,泛安全化在美国国内难纾国会两党极化与决策失灵之困,在国际上易生安全困境且会导致国际安全环境畸变。基于绝对安全思维与政治制度设计,美国会否落入“泛安全化陷阱”仍待探析,但TikTok安全化是美国会在涉华议题上极端反华叙事与细密遏华提案的缩影。短期看,TikTok提案热度受内外情势影响或有消涨,但中长期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及其生成逻辑难以逆转。     

美国积极塑造“印太”战略格局及其地缘影响CSSCI

"印太"从地理概念转型为新的政治与战略构想,既是地缘政治变化的反应,又凸现了美国利用其继续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积极塑造"印-太"战略格局,极力拉拢其盟国,并主动发展新的伙伴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地缘战略制衡态势,从而使中国的崛起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并提出应对之策。     

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新的地缘战略及其理论支撑。新地缘理论的构建需要追溯传统地缘理论的演变进程,从中归纳大国地缘战略成败的历史经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覆盖传统大国战略的主要特点,至今仍然影响着大国竞争的走向。过分依赖和运用陆权论、海权论、边缘地带论等传统地缘理论可能误导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文明冲突论和大棋局论等新地缘政治理论仍未摆脱美国早期追逐全球霸权战略的烙印,难以成为中国战略选择的思想来源。新的地缘经济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应运而生。一方面,经济成为地缘政治板块的主要要素构成,改变了地缘政治导致大国对抗和战争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地缘经济成为地缘政治的新的外在形式,其中包含地缘政治竞争的本质,更包含区域合作机制形成的基础。因此,地缘政治是大国战略对抗的环境研究;地缘经济是大国战略合作的环境研究。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在地缘理论上必然更多选择地缘经济的新思维模式,更多地扬弃地缘政治的旧思维模式。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