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实现

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化时代,有效实施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在政治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可以赢得国际威望,提高国际地位;在经济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在文化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提高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在安全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构筑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有效地维护国家的非传统安全.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文化因素及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导致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原因纷繁复杂,其中独联体国家内部文化冲突、独联体国家忽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入侵等是导致独联体国家爆发颜色革命的文化因素。当前世界各国特别重视文化安全和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我国应吸取导致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文化因素的教训,加强民族文化、文化安全建设和国际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中亚国家语言安全问题探析

2021年是中亚五国独立30周年.独立以来,中亚国家一贯坚持构建和强化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统一的语言生态被政治精英视为国家凝聚力的体现,各国政府大力调整语言规划,赋予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地位,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重塑国家语言权力地位格局.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价值愈发凸显,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进入了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中亚地区语言实践表明,语言活力代表国家文化风貌,生存兴亡事关民族文化安危;语言使用标记身份特性,争夺身份权益威胁社会稳定;语言应用保障信息资源流动,语言能力建设维护安全战略利益.     

跨文化翻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策略研究

全球化进程既是机遇亦是挑战，世界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机遇意味着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在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碰撞中，国家文化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国际格局呈现出多极化趋势，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但是国际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威胁世界和平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国际因素依然活跃。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跨文化翻译涉及文化间的交流，对文化安全负有责任。跨文化翻译工作者应当树立起文化安全意识，并将其与跨文化语境意识结合起来，从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出发，提升翻译的语言水平，尊重文化差异，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语表达模式。跨文化翻译事业要重点塑造和维护国家形象，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打破“沉默的螺旋”。跨文化翻译要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先进性。在推进翻译事业的过程中，维护中国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从而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坚定中国模式和文化产品的自信心。跨文化翻译事业将融入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通过对精品文化的内外流通严格把关，为国家的文化安全建设保驾护航。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重大安全成就与风险应对

“一带一路”是维护共建国家安全、破解沿线安全困境、推动区域和平发展的实践创新。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区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安全成就,即从理念、器物和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安全合作新模式,积极破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批驳西方对“一带一路”建设非安全问题的渲染,对区域安全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强化了共建国家的安全互信、抑制了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正在铲除战争、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滋生的社会土壤,有效维护了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卫生安全、生态安全和数据安全。然而,共建“一带一路”依然面临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以及国际舆论的泛安全化渲染,导致单纯以发展来促进安全的成效相对滞后和减弱。为此,从以安全保发展的视角出发,共建国家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不断深化多层次、复合型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国际舆论的正向引导机制,持续优化沿线安全环境。     

族性视野中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比较研究——基于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观察

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     

论冷战结束后的国家文化安全

冷战结束后 ,一些西方人士大肆宣称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 ,“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①。虽然这种论调过分夸大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并且有其政治目的 ,是错误的 ,但毋庸置疑的是 ,随着国际经济与国际社会日趋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了 ,民族国家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的文化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面对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态势 ,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着极大优势的西方世界尚且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民族文化的问题 ,那么对于处于弱势地位…     

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在网络时代的当今世界,网络安全已成为严重威胁国家主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安全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将其摆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位置,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利益已是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新焦点.本文通过分析网络对国家主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影响,探讨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安全

本文分析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由来、文化安全效应及其在文化安全中的普遍意义。文章认为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经历了英、法族裔之间的政治妥协、加拿大人在土著人问题上的道德反省、以及他们对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这三个演进阶段 ;多元文化主义促进了民族认同 ,为加拿大消除其文化安全的内忧外患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它的身份危机 ;多元文化主义以民族政治认同统合族裔文化认同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它跳出了传统上以文化界定政治边界的思维定式 ,引起了人们在文化安全的维护中对民族的统一性以及对民族认同至尊地位的反思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盟的经济安全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安全从原来的低级政治转变为高级政治。东盟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尤其将军事和政治安全置于最重要地位,随着地区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东盟国家将经济安全视为新时期的焦点。经济发展是东盟一些威权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经济安全是维护其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为维护各国经济安全,东盟国家一方面采取经济自由化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以便提高自身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实行开放地区主义策略,既依靠本地区的集体力量增强经济实力,又充分利用地区外的市场和资源。     

论国际法在战争中的运用

从历史的教训中, 可以认识国际法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以国际法为核心 的法律战, 对于战时国家安全具有心战、人道、政治和军事价值。国际法是制约战争和武装冲突、维 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武器     

文化生态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尼泊尔政局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尼泊尔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促进我国西部边疆稳定和国家主权安全,而且其＂转口经济＂战略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形成战略互动。尼泊尔政局党派林立,政见各异;明争暗斗,合纵连横,造成议会选举与新宪法制定困难重重,直接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国对尼策略应当坚持＂不干预但须有所作为＂的原则,并制定具体的外交策略、安全策略、政治策略、经济策略和文化策略,以维护我国对尼政策的法律道义、政治信誉和民族信誉,并将尼泊尔发展成为＂中国连接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和＂中国与南亚自由贸易区先行示范区＂。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中国传统社稷安全观略论

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图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