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动因与影响

近年来,美国为加强对华海上遏制,开始向南海地区派出海岸警卫队,通过巡航、参与美国海空军演习、与域内国家签署执法合作协议、开展联合海上执法演习等方式介入南海地区局势,旨在应对所谓的中国“灰色地带”挑战,通过海上执法合作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提高对南海的海洋态势感知能力。美国相关举措破坏了南海和缓趋稳的局势,增大了南海地区发生海上危机和冲突事件的风险,给我国南海维权带来新的挑战。为此,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带来的风险。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     

公私合作视角下海上民兵参与国家海洋维权活动研究

"海上民兵"是指在海洋和岛礁活动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其参与国家海洋维权活动本质上是海洋治理中公私力量合作的有益尝试。出于争议海域内国家履行相关国际义务与维权主体对等的考量,国家需在争议海域内开展适度的维权活动。海上民兵作为传统执法力量的补充,其低强度的维权方式满足适度执法的要求,有利于降低维权成本,强化国家主权和管辖权。海上民兵身份具有公私混合的二重性,这既为其开展海洋维权活动提供有利条件,又招致潜在争议。我国需预防因海上民兵武力使用不当而引发的军事对抗和国家使用武力问题,为此应加强海上民兵参与海洋维权活动的管理和规范工作。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中国-东盟合作与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构建

近年来南海地区海洋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影响着地区和谐。中国和东盟作为南海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体,应成为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和东盟经贸相融,观念相似,提供公共产品意愿强烈,并建有多层次安全对话机制,共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具备现实可行性。中国和东盟需在海上务实合作中增强相互理解与认知,夯实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基础;完善海上合作机制和架构,扩大双方对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的共同认知;统筹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海上合作关系,推进双边与多边海上务实合作;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规范和准则。     

美国南海政策新发展与中美亚太共处

近年来,美国显著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其立场也日益偏颇。美国不仅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指责后者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甚至直接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部分岛礁12海里内的区域范围,开展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不仅如此,美国还强化与菲律宾、越南的军事安全关系,大力提供军备援助,提升它们的海上军事能力和执法能力。美国还积极撺掇菲律宾将南海问题诉诸仲裁,激化中菲海洋矛盾。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深度介入和偏袒立场,不仅使得南海争端日益复杂化,也给中美关系及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和平共处投下了阴影。双方都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南海争端演化为中美之间的对立与对峙,并进而防止该地区陷入新的冷战。     

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与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

作为对华海上竞争的工具,美国在南海的"灰色地带行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模糊性,其中包括《公约》下军事活动界定的标准不明。事实上,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作为《公约》的遗留问题,一直备受理论界关注,但时至今日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仍然争议不断,加之当下还面临着传统海洋强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海洋大国的利益冲突加剧、主权国家的海上活动形式日益丰富等新挑战,导致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根据国际司法实践,在军事活动的界定中法庭或仲裁庭主要关注主体因素、行为方式和活动目的,这三个要素构建起了以海上活动的主体为初步证据、重点考察行为方式、在有限范围内兼顾活动目的的界定思路。对中国而言,以实证视角审视作为美国南海典型"灰色地带行动"的"航行自由行动",有助于客观全面认识其法律性质,进而从国际法层面有力回击美国的海上霸权行为,助力完善应对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的中国方案,最终在实现强化南海维权执法的同时,避免冲突失控,妥善处理波谲云诡的南海局势。     

马来西亚南海安全政策初探

南海分布着马来西亚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海域,是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践在南海地区“维护海洋环境的稳定,不受限制地开发海洋资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战略构想,马来西亚通过建立和发展自主的国防力量,与区域内外国家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以增强在南海的防御能力,并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对南沙部分岛礁的占领,实现其在南海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马来西亚将南海视为其海洋利益拓展的前沿阵地,在南海问题趋于复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创造对己有利的海上安全环境。     

北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影响

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 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影响当代东南亚海盗兴衰的变量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代东南亚海盗与其猎物和政府的关系、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等影响当代东南亚海盗兴衰的变量，揭示当代东南亚海盗发展的规律。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位于国际海上航运的要冲，源源不断的物流为海盗提供了猎物；东南亚海盗猖獗的根源在于腐败的沿岸国执法人员纵容甚至参与海盗活动。9．11事件之后，打击东南亚海盗的行动成为了国际海上反恐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中心、分担保障国际海上交通要道安全的费用等，增强了沿岸国打击海盗的积极性和执法能力，有效地遏制了东南亚海盗的活动。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国际法框架下的南海合作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闭海、半闭海沿岸国家有互相合作的义务。在国际上,已有许多闭海、半闭海国家成功合作的案例。南海作为典型的半闭海,其沿岸国家开展合作不但符合各方利益,也是法律义务。目前,南海沿岸国在南海业已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干扰和不利因素。相关方应积极寻找出路,推进低敏感领域的合作。     

印度对美国“海洋航行自由”的认知、应对和战略考量

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印度和美国的防务关系在“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升温。然而，新德里对华盛顿的“海洋航行自由”行动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印度在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时对部分条款提出了保留性要求，对美国在印度近海实施的“航行自由”宣示活动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争端和南海局势复杂化的背景下，印度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及尊重南海“航行自由”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对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名，表达了口头支持，并通过同日本及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增强印度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但避免直接参与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巡航活动以防过度刺激中国。印度对于美国军舰在印度洋和南海不同水域“航行自由”活动的认知差异及其应对措施体现了鲜明的实用性和利己性，特别是以维护“海洋航行自由”为幌子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中国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程度。     

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

随着近年来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作为印度洋地区惟一聚焦于海洋安全的泛区域性合作组织，印度洋海军论坛已成为该地区海军和海岸警卫力量共同讨论海洋安全事务并寻找合作性解决方案的平台。然而，作为传统的海洋大国与正在崛起的海洋大国，美国和中国等在该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地区外国家均被论坛首倡国和主导国印度有意识地排斥在论坛之外，这与印度可能的地缘战略意图一脉相承：欲变印度洋为“印度之洋”。鉴于中国在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海洋利益，着眼未来，中国应当努力争取获得该论坛的常任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国地位，着力倡导“和谐海洋”的思想，积极而稳妥地推动对于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宏伟构想的认识与实践，追求一种开放、包容、全面的海上安全秩序，在确保自身海上交通生命线尤其是至关紧要的能源进口安全的同时，为印度洋海域、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安全、稳定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困境北大核心

2022年上半年,拜登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强调美国—东盟关系进入新时代,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美国与东盟的海上执法安全合作,凸显“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美国与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表现出美国为主要推动力、呈现双轨运行合作机制、由盟友优先向伙伴关系调整、深化海域态势感知与能力提升等特征。双方合作的动力是基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量,并借鉴了日本海警外交经验,但双方的合作将受到美国战略调整、东盟战略自主、域外国家制衡和东盟内部合作基础所影响和制约,然而未来一定时间内,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将大于困境。     

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原因和举措

中国的海洋权益正在遭遇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海洋安全问题尤其突出，而南海则首当其冲。如何处理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域外国家纷纷介入，其中印度的介入格外引人注目。印度介入南海问题，是与他的大国梦想、海洋战略以及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对他的“鼓励”等因素息息相关的。     

试析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南海争端涉及多个国家。作为最大域外因素的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日益突出，“9．11”事件后，美国主要通过加强军事存在、与南海周边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加强与东盟合作三个渠道介入南海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南海政策仍以主动、扩张、威慑为主，其牵制中国崛起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同时，美国参与和建构新的南海多边安全机制构想已日趋凸现。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关于南海争端越南学者的若干观点评析

近年来,越南学者就南海争端发表了大量论述,学术研究机构也就南海问题围绕与争端相关的历史、地缘政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开展研讨。很多观点把中国视为南海争端的主要对手,要通过发掘“历史依据”以证明越南对我南海岛屿拥有主权;有的主张通过国际法、国际机制解决归属问题;也有学者承认中国的法律依据具有“某种”合理性。中越南海争端是利益之争,而非战略对抗。越方也有学者认为要从亚太区域国际关系大背景考察南海争端。从长远和现实看,中越通过谈判途径解决海上争端,在争议解决前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稳定,是中越两国基本的战略选择。     

南海地区安全：打击海盗与反恐合作

南海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道之一，其安全正面临着海盗与恐怖分子的威胁。随着国际海事局有关海盗定义的修订，要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仅依靠南海周边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因此，海峡沿岸国要求海峡使用国共同分摊维护安全的经费负担，并提供有关培训、设备和信息情报等援助。这种情况说明，维护南海地区安全必须由南海周边国家及南海航道使用国共同合作，只有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打击海盗与恐怖主义活动，真正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