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邻在东亚如何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国与部分邻国围绕领土和海洋权益的纠纷增多;美国与大多数中国邻国的关系则相对提升。未来5—10年,中美邻互动可能带来摩擦甚至冲突、恶性竞争、良性互动等不同图景,而这将造成不同的地缘政治后果。为避免“多输”、实现“共赢”,中邻宜淡化纷争,中美应以战略克制和战略协调促成战略稳定,中美邻则需聚焦经济发展,通过“以经促政”、“以经维安”延续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总结过去 面向未来——评中美关系50年

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几十年来跌宕起伏，今年则更胜往昔，太平洋彼岸“战略竞争”叫得比“战略合作”更要响亮。回顾历史，两国关系何以无法走出这种不平稳的怪圈，其中原因值得人们深思。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打交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１９４４年毛泽东曾以“战友们”来形容中共欢迎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心情。①然而此后仅五年，当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美双方已演成敌国：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内以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盛行，“谁丢掉了中国”的辩论，确定了美稳住台湾小朝庭、拒绝承认新中国、…     

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美的利益合作和竞争愈益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它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对其至上地位和利益形成挑战。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战略判断,华盛顿的决策圈和舆论界几经辩论,终于在“中国威胁论”和“和平崛起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两面下注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将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而且将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走向。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冲击中国外交与安全

2011年东北亚局势出现了历史性新发展，其中尤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影响最为深远。“新军事战略”调整全面“转身亚太”；军队转型能全面应对“后后冷战时代”美国军事与防务需要；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评估”重新定位，也是为了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产（盟友关系）不会流失，还有奥巴马政府出于2012年大选需要而表现出的对华政策强硬。美国“亚太转身”对中国的冲击非常明显，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合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潜在对抗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试析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复杂性

在美国“重返亚太”、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Hugh White）提出了与中国“分享权力”的建议。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正在引起世界战略力量和政治力量分配的改变”,“美国最好的选择是分享权力,把中国当作平等的一方来对待”。     

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与 中国对美战略

未来十年,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中国将替代美国,由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因而,对这十年的中国对美战略以至对外战略,应该有相对 独立的阶段性思考和哲学思考。未来十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存在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冲突范 式”,另一种是“合作范式”。中国应该积极“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合作范式”发展,力 阻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 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 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 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 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 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 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大变局下中美俄大国关系互动探析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地缘战略意义再度凸显,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实力持续上升,中美俄三国实力对比在动态变化中呈现新的平衡,三国战略角色定位发生变化,三角互动呈现竞争、合作、冲突、博弈等更为复杂的模式。中美矛盾成为三角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美俄关系竞合两分,中俄战略合作全面提升。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仍将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伴随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俄罗斯发挥平衡者作用的空间进一步增大,或在中美之间扮演有倾向的战略平衡者。     

美国防部2016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评析

美国防部2016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与邻国领土领海争端、中国国际战略以及影响中国领导层安全观念的主要关系变量、中国对外军事交往与海外军事投射能力、中国大陆对台战略以及中美军事交流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美国在主权争端、台湾问题、两军交流等事务上的政策立场.“报告”显示出美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包括军事关系,但对中国崛起持警惕态度,尤其是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全球和地区领导地位的影响,突出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因而,中美两国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上需做出更多努力.     

中美竞争格局下的中韩、美韩关系走向与韩国的选择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固执坚持孤立主义理念,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仅对盟友痛下狠手,而且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全方位扩大中美矛盾与摩擦,中美竞争格局凸显。中美是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对半岛发展方向与命运起到重要作用。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使韩国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一方面,韩国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另一方面也难以放弃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文在寅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其良好成果增强了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发挥其外交自主性与灵活性,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信心。在中美竞争格局下,韩国只有对东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对中美竞争结果做出合理预期,结合自身实力发展,才可能摆脱选择困境,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     

“中美战略竞争论”剖析

中国没有争霸全球的意图,也没有挑战美国地位的行动。相反,在美国面临困难时,中国并没借机对美发难,而是认真同美国进行了良好合作。同美国搞对抗,与美国进行战略冲突,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中美间能否出现战略冲突,关键在于美国。美国应放弃冷战思维和美国霸权思维,摆正自己的位置,以新的思维和视角看待中国,正确看待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彻底唾弃那种把中国想象为"战略对手"或"潜在敌人"的设计,中美之间有一切理由发展合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进行对抗。     

南海问题与中美新型双边军事关系的构建

南海领土争端非常复杂,与海上优势和领土主张有关的新利益和竞争背后存在战略动机。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过去十年间南海保持着相对和平,但是复现的争议及潜在的冲突升级除了凸显各声索国之间的角力外,更反映了南海问题正在由资源领土之争上升演变为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博弈。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互动,特别是两军愈发频繁的海空相遇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或事故,因此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双边军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中美两国在南海附近的相遇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同时,美国的亚太同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的双边军事交流。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了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低互动性以及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考虑到南海作为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其潜在的海洋资源以及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美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安全挑战并且建立管理危机的机制,这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有重大的政策启示。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双重分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楔子战略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需要,美国极力谋求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为此采用了楔子战略,意在对中朝、中韩关系进行双重分化。美国分化中朝关系主要采取"以压促变"的方式,对中朝进行"拉打结合"的区别对待,不断加剧中朝两国内部的矛盾,使得朝鲜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而非战略资产。对于分化中韩关系而言,美国在经济方面采取签署美韩FTA、拉拢韩国加入TPP和阻止韩国加入亚投行等方式的效果有限,而在安全方面的楔子战略相对更加有效,"萨德"入韩便是明显的例证。美国在朝鲜半岛谋求双重分化的楔子战略加剧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复杂性,也使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导致东北亚分化更加严重。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1972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1972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初以发展战略关系为主。1983年里根政府改采“新现实主义”政策,不强调战略关系,更多侧重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布什面临着中美苏关系、亚太局势和中美双边关系三方面形势,必须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中美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互有需要,发展关系存在潜力。     

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美国

在中美建交时,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没有想到两国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1979年中美接近,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动机.对美国而言,与中国搞好关系是有效应对苏联挑战,改变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弱势地位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