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息战略探析

冷战后美国政府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率先在世界上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层次的信息战略,目标是塑造新时期美国的信息霸权和整体权力优势。具体地说,就是美国通过信息技术优势与传统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相结合,使国家软硬力量同时实现巨大增值,以实现保持国家经济活力、维护绝对军事优势及促进自由民主社会模式全球扩展等三大战略目标。尽管美国信息战略的推行具有“柔软性”、“隐蔽性”等特征,但是从长期看,其侵犯别国主权利益的实质必然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     

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周期,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未来拜登政府可能延续战略收缩的逻辑。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他者崛起”加速了国际秩序重塑的大变局,单极秩序趋于解体,世界回到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去极性”和“去阵营化”,多元权力形成的复合三角外交体系将成为常态。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避免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通过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构建新的战略竞合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协同进化”。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布什政府的新联盟战略思想

“9·11事件”强烈冲击了美国的传统联盟观念。布什政府利用全球反恐形势 ,引入“集体安全”理念 ,将其改造为能统合全球各种力量的新一代联盟体系的思想基础。这种开放式的大联盟战略 ,不仅扩展了传统联盟概念的外延 ,而且重新界定传统盟友关系的内涵 ,突出“暂时联盟”的作用 ,以构筑美国主导下的“利于自由的新力量平衡”。新联盟战略的实施 ,将为新世纪美国推行对外战略提供新的平台。     

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的调整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现代化极大地侵蚀了美国在全球军事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的可信度受到挑战。随着中国常规威慑能力上升,美国战略界鼓吹调整对华常规威慑的理念和战略,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概念,重视对中国施加拒止性威慑,使中国相信不会在军事行动中实现目标,以达到威慑中国的意图。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从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和巩固亚太盟友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强化对中国的威慑效用。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此消彼长和常规威慑战略的攻守态势转换,深刻影响着两国战略竞争的形态,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变化,不仅推动美国统筹考虑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也推动着中国重新思考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关系,并迫使美国调整军控政策,对全球军控体系产生了长远影响。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

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存在中美“双领导”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中美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观条件差距较大,亚太地区并未真正形成中美“双领导”体制.中美实力对比和亚太权力分布的这种客观事实,对于分析两国亚太自贸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各自推进的自贸区建设有特定的目标,但两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是互补性竞争而非零和博弈.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自贸区政策,使美国的亚太自贸区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自贸政策仍在完善中,今后有多种发展可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继续推进自己的亚太自贸区战略.     

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

以九一一事件为标志,进入21 世纪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 场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反恐战争”。这一战略正在结束。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被确定为亚洲,针对 中国。针对中国并不必然是敌对、包围和遏制中国。美国对华战略还没有因美国全球和地区战 略调整而改变。“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地区地位 和影响的上升,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平衡、制约和防范中国。在国力力不 从心的情况下,美国新的地区战略以军事和安全为主要手段,挑拨和利用亚洲各国间的问题和 矛盾,进而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效应相互叠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调整“印太战略”收紧对华政策，不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的“印太战略”摆出了“常山之蛇”阵势，这一战略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心的缺陷，很难充分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然而，它仍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这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     

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分析

九一一事件后,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扩展民主,控制能源构成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并急剧凸显。美国在中亚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推动政治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总体看,美国对中亚的战略和政策是“立足长远,注重根本”,强调使用经济手段和“软实力”,进行“软拓展”,并适度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所以,它虽然是“远道后来者”,但经过几年的努力,业已获取比较有利的战略态势。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了吗?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并不表明美国对华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归根结底还是“接触 遏制”。这是因为,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国际影响力的加强,一方面使美国在国际战略和政策层面上对中国有所需求,另一方面又是美国从其一超独霸战略出发所不愿意看到的。     

警惕美国打“蒙古牌”

中国在分析自身安全形势时，应该警惕美国打蒙古牌。因为苏联剧变后，美蒙关系在不断升温，美国通过对蒙古的力量渗透日益缩紧对华战略包围圈，美国势力向蒙古的渗透势必会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打入一个“楔子”，避免中俄强强联合、与美国作对。另外还存在“泛蒙古主义”的潜在威胁。因此，中国对蒙古应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积极加强经贸合作等战略。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欧亚大陆战略格局向摆脱霸权的方向发展

冷战后,美国围绕欧亚大陆全面展开其维护、扩展、强化霸权地位的战略,而欧盟、俄罗斯、中国三大力量则对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和全球战略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是美国欧亚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这三大力量各自走向和相互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正在向着摆脱美国霸权的方向发展.     

“沉着应对”≠“自废武功”——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应有的对策

近几年来 ,在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 ,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 ,即“对称性战略”和“非对称性战略”。前者主张针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中国应加速建立起可靠的二次打击力量 ,以力争在短期内对美国能形成有效的核威慑 ;而后者则认为在适度改善和增加自己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及数量的同时 ,中国应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方针 ,坚决避免同美国进行任何有针对性的军备竞赛。本文认为 :“对称性战略”虽看似有很强的合理性 ,但事实上 ,这一战略完全是建立在有关“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 ,因而在理论上难以成立 ;不仅如此 ,“对称性战略”的种种内在缺陷同时也决定了 :若将其真正付诸实行 ,必将给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有鉴于此 ,本文认为 ,在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 ,中国目前面临的唯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一种“非对称性战略” ,而要采取这样一种对策并同时相信其合理性 ,我们就需要在有关核武器的可用性及国家安全观念上实现某种程度的转换甚至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