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峰会与核安全全球治理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为应对核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峻威胁,提升国际社会应对核安全威胁的能力,重塑美国在核领域的领导地位,积极推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核安全峰会。经过四届核安全峰会,国际社会在促进凝聚核安全共识、设定合作重点并推动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在后峰会时代保持国际合作势头、明确和完善核安全全球治理范畴以及进一步完善均衡的核安全全球治理机制等挑战。为确保核安全全球治理在后峰会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在治理范畴方面分清主次,在治理模式方面坚持全球合作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拥有大量核材料与先进核安全技术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负有特殊责任,理应发挥表率作用。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内涵、时代价值与中国的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核安全治理赤字、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低碳转型需求以及核安全的战略定位，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原则。强化政治投入、国家责任、国际合作及核安全文化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坚持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努力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存在的根源，为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巩固

随着核设施与核材料数量的增加,核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大。核能的利用和发展也伴随着放射性释放和污染的风险,日本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更是加剧了人们对核能安全性的担忧。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社会开始逐步建立国际核安全机制的进程,迄今已初步建立起国际核安全体系,但核安全国际法律框架还存在缺陷与不足。建立一个普遍、有效、完善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应该是巩固国际核安全体系的目标,而这种国际核安全体系必须是多层次、多功能和全方位的。当前国际社会应该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国家等三个层次为巩固国际核安全体系做出重大努力。     

一次全新的探索--评《防范与合作:苏联解体后的俄美核安全关系(1991～2005)》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中国的核安全战略也必然要随着国际核安全形势的变化完成后冷战时代的转型。不了解俄美间的核安全互动,就无法了解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核安全态势,也无法看清中国所面临的核安全环境。因此,研究冷战结束后俄美核安全关系的发展历程,揭示两国在核安全领域既合作又防范的关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学术意义。苏联解体所导致的俄美关系的制度根基的变化,为两国的核安全关系和核裁军谈判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从而也为当代的核安全研究与核裁军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多年来尚未见到我国学术界对冷战结束后俄美核安全关…     

华盛顿核安全峰会

2010年4月12—13日，首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来自47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与会，主要讨论各国及国际社会如何确保全球核材料安全，以及打击核恐怖主义等问题。会议取得积极成果，通过了《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公报》和《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工作计划》两份文件，为营造核安全的国际氛围奠定了基础。     

核安全峰会、全球核秩序建设与中国角色

长期以来,在全球核安全领域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管理制度,其中,美国扮演了主要角色。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核安全峰会倡议是美国试图延续其对全球核秩序的领导做出的又一轮努力。但是,由于奥巴马政府的动员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其利益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奥巴马政府的核安全议程面临进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局面。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核治理议程设置方面面临的窘境提示人们,全球核治理应该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国际社会的真正利益需求。全球核治理需要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能力、政治影响力以及更具代表性的身份特征,应该在全球核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成员、作为发展中大国、作为在世界事务中拥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该为全球和地区的核秩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并就如何构建更加贴近民生需求、更加符合各国国情、更加持久的核安全治理提出了基本设想。     

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

国际援助制度包括国际援助组织、国际援助的原则、规范、规则和惯例等方面。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援助制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冷战结束后,国际援助制度进一步发展,并在全球减贫和发展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国际援助的制度化仍处于较低水平。     

制度视阈下东盟区域安全机制建设路径研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东盟加强制度建设,在区域构建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大多边、小多边和双边的安全机制,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对话和安全合作。然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位,当前东盟地区论坛面对从国家、国家间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制度限度,使其安全机制建设步履维艰。为此,可沿路径依赖方向对东盟地区论坛进行制度建构,也就是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从异质走向同质、从低领域到高领域、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     

世界大事综览

2016年4月世界大事综述如下: 一、习近平主席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1日,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次峰会以“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为主题,共有52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与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主旨讲话,围绕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述中国政策主张,介绍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宣布中国加强本国核安全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举措.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国际金融安全*——基于信息科技革命的视角JP〗*

从本质上说,金融业是一种“信息密集性”或“信息敏感性”产业,对于金融全球化而言,信息技术进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科技革命引领和推动下,互联网与金融业相互融合,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当代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对国际金融安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与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之间的均衡逐渐被打破,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越来越难以适应信息科技革命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发展和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要求。为更好地适应当代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公共秩序,更好地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需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国际社会揭开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大幕。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处于大变动和寻求新均衡的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责任、权力相一致和平衡的原则,倡导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加强互联网的运用,为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Gendering” European security: policy changes,reform coalitions and opposition in the OSCE

The 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has rarely been considered in scholarship on gender and security, even though it was one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ganisations whose gender policy predated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s call for mor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issues related to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October 2000.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official OSCE documents an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 trace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 issues in the OSCE and explore the rationale behind and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it. We identify two phases of gender policy change in the OSCE and show how the integration of UNSCR 1325 brought about an expansion of OSCE gender policy from an exclusive focus on “soft” security issues towards increased inclusion of gender in the area of “hard” security. Drawing on historical and 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 we argue that reform coalitions were crucial for the policy changes in the OSCE but that they encountered institutional and ideational barriers, which hamper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der policy. In light of rising opposition, our analysis warns of a backlash that might jeopardise current achievements.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作为经典国际安全理论的安全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国家安全状态。无论从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亦或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都难以找到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亚各国间的安全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安全困境并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结构和流动性安全要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安全战略的不同与其在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对流动性安全要素的控制能力密切相关。这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关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