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菲律宾所谓南海仲裁案

目前中菲南海争议由于菲律宾强行提起国际仲裁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力介入,已经由权益之争转变为秩序之争。要谈论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首先应该关注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规则。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原始主权在战后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强行介入南海问题,通过拉帮结派和武力威慑来制造霸权语境,以主导其所谓"法的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仲裁法庭受理菲的仲裁诉求,实行强制仲裁,事实上已经介入了中菲领土争议并发挥了非中立的作用,这给地区稳定和政治解决南海问题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话语、行为与趋势

影响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个性、情势以及"美国优先"3变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对人们预测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造成较大难度。然而,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有其隐含的身份、内容、含义和逻辑。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可以对特朗普政府南海行为的必然趋势进行把握。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把中国的身份塑造成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并传达出美国关注"秩序、航行自由、军事化、和平"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权力、知识、事实"的逻辑连接起来,体现出"秩序权力化、知识滥用化、事实歪曲化"的特征。实际上,美国南海政策以维护其在南海地区秩序中的权力地位为目标,并通过滥用国际法以及航行自由权等知识,歪曲对军事化、和平事实的描述以建构中国的负面形象。由此推之,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地区的挑衅行为将呈长期化趋势,并将强化与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来干预南海,同时继续加强法理攻势和舆论宣传。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关于中国引领南海战略态势的新思考

中国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推动该地区国家合作与发展的坚定力量。经过数年的力量和意志较量,中国引领南海战略态势的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当前南海的战略紧张态势虽然明显趋缓,但主权争端与大国博弈的结构性矛盾仍在,相对平静局面的基础并不牢固。而且随着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南海问题进入了分别以主权和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博弈的"高级斗争"阶段。着眼于和平崛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构建周边战略依托带的大局,中国应当从长计议,将自身的实力优势和目前相对有利的内外环境转化为体现合作共赢精神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 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非议中国特色经济民主，是新时期美国对华进行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 之一。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理念，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从根 源上来讲，美国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经济民主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所有制问题。居于当今国际 经济体系核心地位、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新自由主义 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侵犯中国对本国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威胁到中国经济主 权安全。面对美国的民主输出，一方面，中国应超越“冷战思维”，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中 国要坚持“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路。     

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日趋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作为与胡作为;基于权力的扩散,非国家行为体不断介入国际政治;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规则的缺失;世界主流经济理论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国际关系的失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对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现实将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对中国有效塑造国际经贸秩序却是一种机遇.     

印度对美国“海洋航行自由”的认知、应对和战略考量

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印度和美国的防务关系在“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升温。然而，新德里对华盛顿的“海洋航行自由”行动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印度在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时对部分条款提出了保留性要求，对美国在印度近海实施的“航行自由”宣示活动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争端和南海局势复杂化的背景下，印度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及尊重南海“航行自由”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对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名，表达了口头支持，并通过同日本及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增强印度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但避免直接参与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巡航活动以防过度刺激中国。印度对于美国军舰在印度洋和南海不同水域“航行自由”活动的认知差异及其应对措施体现了鲜明的实用性和利己性，特别是以维护“海洋航行自由”为幌子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中国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程度。     

美国与伊朗构想的海湾安全秩序之争

在当前美国与伊朗核问题冲突的背后,还存在着双方构想的海湾安全秩序之争.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试图按照其世界新秩序观念,在海湾地区建立以美国军事存在为基础、同时推动当地国家民主化改造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安全秩序.与此同时,伊朗由于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在伊拉克战争后的不断增强,也设想建立一种由自己主导的伊斯兰海湾安全秩序,以抵制美国对海湾地区的军事干预.由于两种安全秩序在结构、观念和性质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因而造成双方之问长期难以调解的冲突.     

联合国改革与21世纪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包括作为客观秩序的国际格局与作为主观秩序的国际规则两方面,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重要的载体。联合国改革包括以安理会为焦点的机构改革及发展、安全、人权三大领域的改革。安理会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格局面临调整,联合国三大领域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规则面临变革。联合国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与诉求。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对外政策调整和中国加速崛起三大动力作用下,国际政治在权力结构、问题议程和决策规则层面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正在加速步入以权威缺失、模式困惑和全球化阶段性停滞为标识的后危机时代.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在给中国提供新机遇的同时更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需要重新反思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方向,在坚持国内优先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外交资源的投入,在保持战略防守的同时加强战术层面的主动性,为国内治理和长远发展创建新的环境空间,为中国顺利崛起预做绸缪.     

中美“他”大三国结构与中国安全环境

正现在谈国际局势往往会和所谓"国际秩序"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的舆论环境中,所谓"国际秩序"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而从美国主导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所以,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是美国以确保其霸权地位为核心的战略所构成的挑战。一、美国霸权与中美"他"大三国结构     

从新冠疫情管窥国际政治新旧时代转换北大核心

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和新冠疫情三次危机暴露出自由国际制度的内在缺陷,大国竞争动摇了国际权力格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旧秩序风雨飘摇,国际新秩序难觅踪影。制度、权力和国家共同影响国际新秩序的走向,三大变量均有多种可能性,前景扑朔迷离。新旧秩序转换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过渡期是最动荡、混乱的,重大事件能加速或测试秩序变化,新冠疫情就是这样的重大事件。     

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

《联合国宪章》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组织基础的当代国际秩序,建立了以安理会为权力核心的全球集体安全机制,规定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确认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奠定了国际法真正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建设国际法治的坚实基础。经过70年的探索,联合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法体系,形成了由解决国家间争端、终止国际有罪不罚现象、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监督国际法实施、建设国际法能力等要素组成的国际法实施体系,并通过激活《联合国宪章》中的法治原则,改进和加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加强国际法的效力,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提升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信任,巩固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中国不仅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而且是联合国推进国际法治的重要倡导者。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研究：发展演变与未来趋势

域外各国对当代南海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达成前的早期阶段、DOC达成至“南海仲裁案”之间的阶段和中美竞争加剧后的新发展时期这3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域外大国学界和智库虽然也对南海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其立场和态度总体上是对中国有利的。第二阶段后期特别是中美竞争加剧后,其研究成果体现的对待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逐渐多元化,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化,研究领域逐渐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展。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中对中国不利的结论和声音逐渐增多,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和南海维权斗争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上述变化受到各国研究人员代际更替、国际海洋法新发展和国际格局变迁的多重影响,但根本原因则是国际格局变迁及相关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自我选择。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工具性作用,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域外各国在南海问题各领域研究取向的变化,坚决反对歪曲或有选择地援引国际法来“抹黑”中国的行为;同时又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努力加强和深化对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历史等不同学科交叉互融的研究,提高阐释运用国际法的能力,援引恰当的条款来维护中国的正当海洋权...     

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现状、动因及趋势

南海问题本是区域内有关声索国就岛屿主权归属和海域划分的争端,但随着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争议议题也随之扩大。美国是对南海问题介入最深、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它的介入对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南海地区的地缘力量分布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化,加大了我国应对南海争端和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主要是出于其亚太地缘战略的需要,基本目标是尽可能地阻止中国对这一战略区域的影响,含有遏制中国崛起和限制中国战略空间的意图。未来美国会持续关注和介入南海问题,但其介入将是有限度和有选择的。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

经过60余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成长,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使中美之间出现了权力转移现象。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对现存国际秩序持基本满意的态度,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未必引起冲突与战争,权力能否和平转移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不意味着中崛美落,而是中美和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一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升级与扩展:日美同盟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透视

南海问题已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大国安全互动的热点之一。在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进行复杂较量和博弈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谋划和设计对南海问题的战略介入,这无疑会使本已复杂的南海局势更为复杂。有鉴于此,本文以日美两国推进对南海问题的战略参与为切入点,分析了日美同盟战略升级和战略扩展的基本趋向,阐释了日本对南海问题积极参与的战略动因,并结合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践,对日美合作的未来态势进行了前瞻与预判。日本积极介入南海安全博弈既是其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结果,也是迎合美国再平衡战略而转变日美安全合作方式的具体措施,其目标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机制,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崛起,塑造和重构一个有利于日本的安全秩序与战略空间。     

中国构建南海国际话语权：实践探索与未来进路

南海国际话语权是海洋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海争端相关方主张海洋权益,争夺舆论制高点和掌握舆论主导权的新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外交声明、立场文件、学术成果、舆论引导等多种形式对外宣介南海政策主张,有力彰显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的意志和决心。与此同时,南海国际话语权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之下,也面临议题和架构设置能力不强、话语支撑体系薄弱、对外传播创新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构建南海国际话语权本身是一个系统性、历史性和连续性的过程。未来要深刻认识涉南海国际舆论的基本格局,通过加强南海问题基础研究、理论储备和成果转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一步重视智库和专业人才的支撑作用等措施,努力构建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南海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