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北方外交与中国的半岛政策

二战后，东北亚地区逐步形成了中、苏、朝和关、日、韩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冷战格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关关系迅速改善，冷战对峙的格局有所缓和。面对东北亚局势的变化，韩国及时调整了外交战略，出台了旨在改善与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北方政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对外关系上调整了朝鲜半岛政策，积极回应韩国的北方外交，与韩国保持政治上的距离以平衡南北双方。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得以全面发展，为减少朝鲜的疑虑，中国加强了与朝鲜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对南北双方采取平衡政策。     

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理论思考

苏联解体前夕,中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历经了30余年的冰封期后,终于实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正常化。从中国方面而言,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实现的。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坚持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务实外交等四个方面的外交思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外开放与中国外交

近30年前开始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帮助中国走上崛起之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外开放促使中国摈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模式,转而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寻求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对外开放相适应,中国大力改善、巩固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力争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避免对抗.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担忧,中国提出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此,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大致经历了从低调走向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13年以来,伴随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伴随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阿富汗政策更加清晰,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的主动性和力度明显加大。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重建进程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阿富汗可能出现的动荡和混乱,如何妥善处理与涉及阿富汗问题各方的关系,如何帮助阿富汗实现真正的"阿人治阿"和"阿人所有",都是中国阿富汗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认识偏差和部分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旨在通过信息和文化交流活动加深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理解,促使日本媒体与公众能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帮助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中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总体来说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仍有缺失,不能适应新时期改善中日外交关系的要求。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采取新的措施,包括充分重视媒体的作用;积极开展教育文化交流;加强对内开展公共外交等。     

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

新中国对外政策发展至今经历了几个重大历史阶段:一、毛泽东外交思想为中国外交奠定基础,使中国外交从20世纪50年代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向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二、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领导实施了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调整,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住了两极格局瓦解和世纪之交国际风云剧变的重大考验,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三、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变化"沧海桑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习近平同志提出并领导实践的外交思想,已历史性地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纵观历史,中国外交之根本宗旨,正是始终服务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     

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辨证法——读《中苏关系史纲》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研究的内容之一。中苏关系不仅对世界与中国影响巨大，也极富戏剧性。在短短2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就从结盟到亲如兄弟，又反目成仇以至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与戏剧性，使得探讨中苏关系具有双重反思意义：第一，反思中苏关系，可为当前如何协调中国外交与与内政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

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中国外交话语的"短板"问题也日益突出。外交话语是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而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独立自主外交时,更需在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厚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础,加强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以有效应对相关挑战,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性提升,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上海世博会和世博外交

2010年是中国的"世博外交年"。作为公共外交的工具,世博外交独具特色和功能。上海世博会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将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     

冷战时期苏联对新中国的影响——从秩序、安全、精神角度探寻

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关系史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二者关系发轫于1920年代初期起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在1950年代前后,苏联与新中国关系经历了十余年“朋友加兄弟”的“蜜月期”,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双方关系的急剧恶化,并贯穿了整个1960年代,最终导致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纵观冷战历史,中苏关系的演变,不仅对整个冷战的进程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深刻地作用于中国社会政治进程.无论中苏关系如何,在此期间苏联一直在秩序、安全、精神等方面对中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从政治层面看演变中的中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大国关系也处于全新的构筑之中。其显著的标志是美、俄、中、日、欧盟世界五大力量的相互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调整。在这种国际环境背景下．中俄两国关系在以往中苏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逐步确立了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冷战后的两国关系呈现出三大特点两国关系稳定迅速发展;政治关系重于经济关系;变与不变同时存在。对于中俄关系。在发展趋势上我们要在努力争取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关注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做到有备无患、未雨绸缪、趋利避害。     

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1950年印尼与中国建交前后

本文论述了印尼哈达内阁执政期间印尼与中国建交的国内政治背景、国际政治背景和印尼国内的华人因素。正处于从联邦共和国向印尼共和国过渡的这一政治敏感期，使右翼的哈达内阁基于印尼的根本利益选择了与中国建交。但哈达的政治立场又使印尼对华关系摇摆不定。美国反对印尼发展对华关系使印尼当局受到巨大压力，但印尼并未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印尼国内两派华人的对立，对中印（尼）关系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使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更加复杂。本文借鉴了对外政策分析的某些理论，并依据历史事实，力图对印尼领导人在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韩日关系恶化的成因、背景及前景

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与朝鲜、韩国的关系同时改善并加强。中日关系也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韩日关系则反复出现各种矛盾和摩擦,持续恶化。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与韩日关系发展变化往往具有同一种倾向,即中日关系恶化,韩日关系也会倒退;中日关系改善,韩日关系也会回暖。然而,2018年以来,中日关系与韩日关系则出现反常的"逆向发展"倾向。韩、日同中国之间关系有所改善,而韩日之间关系则明显恶化。这种逆向发展现象产生的原因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侧重分析2018年以来韩日关系恶化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韩日关系前景做以评估。     

试论发展中巴关系的重要性

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重要邻国,在穆斯林世界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而且巴基斯坦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巴关系既是中国稳定周边地区、为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塑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需要,也是中国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实现和平崛起的需要;中巴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南亚政策的重要基石。     

The trust deficit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bstract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deterioration in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particular over the disputed Senkaku/Diaoyu islands and history-related problems. Commentators have noted an attendant decline in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have stressed the need for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trust defici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s of declining trus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eaderships. It argues that attempts to build a friendly and trusting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post-war and post-normalisation periods began to fail in the 1980s, and have been in a gradual state of decline ever since. Using the concepts of trust and friendship,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trust properties such as empathy, bonding, reli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rust at both elite and popular levels.     

试论1954年中印总理、中缅总理的互访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极力拉拢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中国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1954年中印、中缅两国总理互访就是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举措。在互访过程中,中印、中缅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领导人着力消除了印度、缅甸在华人华侨、边界问题、亚洲国家共产党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疑虑和担心,从而促进了中印、中缅两国关系,巩固了亚洲国家的中立倾向,为亚非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关系研究述论

随着澳大利亚白皮书明确将其与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列为最为重要的四大外交关系,学术界日益重视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和外交决策的研究。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并提出一些学术设想。     

从区域的观点看中国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

中国与马来西亚转变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是自1980年代起,由三项政策所促成的。就区域的观点而言,中国与马来西亚转变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是最为特别的,它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换言之,自1980年代初期起,中国亦开始与东南亚地区的其它国家,加强其政治经济关系。     

试析中国与印尼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很快,两国双边贸易和中国对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顺利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尤其是中国一些商品对印尼的冲击引起印尼部分企业界的不满。本文拟对两国经贸关系存在问题,尤其是印尼纺织服装业受中国产品的冲击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以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从错误知觉角度看中国印尼复交迟滞问题

中国和印尼关系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历史上两国关系发展却并不顺利。苏哈托统治时期,中印尼关系长期处于中断状态。即使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复交的情况下,印尼仍坚持不与中国复交,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文章从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着重从历史包袱、诱发定势和认知相符这3个方面分析印尼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及其对印尼决定与中国复交的影响,并就构建两国友好关系的心理基础提出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