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则治理到关系治理——三十年来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回顾中亚地区的治理历程可发现,该地区的治理模式大体经历了规则治理为主到关系治理为主的演进。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优先任务在于学习并接受国际规范与规则,提升自身的国际生存能力,而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中亚国家间的互动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这种态势,导致中亚地区治理具有浓郁的规范治理的特征。而“9·11”事件后,尤其是当2003～2005年间“颜色革命”波及后苏联空间时,中亚国家意识到处理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极为重要,因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政权生存,由此导致各国将实现对各种关系的大致平衡视为国家优先任务,这使中亚地区治理的关系治理特征凸显。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反映了参与中亚地区治理的行为体逐渐增多、地区治理议题日益繁杂、治理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等现实。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有多重影响,如中亚国家自主性得到显著提高,地区治理成效好坏参半,各国寻求关系平衡增大了大国主导中亚事务的难度,使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后自由主义的地区秩序类型。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参与北极航 运安全治理的考量因素

北极航道因为北冰洋的加速融化与全线通航的美好愿景,将对世界海运格局及国际安全态势产生巨大影响,其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纷纷调整本国的北极战略。航运利益是中国最现实、最直接的北极利益,不仅较容易实现,而且政治敏感度较低。以北极地区国际组织为主导的国际协调机制,调节着国际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维护北极经济发展的有序运行,有助于"冰上丝绸之路"的顺利推进。推动航道安全合作将是北极国际治理的主要内容,亦是中国介入北极事务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制度性参与北极航运安全治理机制的建章立制过程,是中国优化"冰上丝绸之路"外部环境、护持中国北极利益的核心问题。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

本文着重对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诸途径加以梳理,提出组织跨国活动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直接途径,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相协调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而影响国家政策、参与地方治理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完善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影响也作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因此而加强了自身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浅析欧盟的治理结构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实体,欧盟的重要特色在于其多层次治理系统,包括超国家层面(欧盟)、国家层面(成员国)和地区层面。可以说,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主导着欧盟的政治生活,标示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世纪之交,随着治理观念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演变,欧盟的治     

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化加剧了传染病的全球传播,构成人类安全的新危机.同时,传染病全球化也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迫使各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前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应对传染病全球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因此,应该确立更好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包括发展问题的解决,治理结构的多维化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     

印度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角色定位、理念与实践

21世纪以来,印度在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方面表现积极。印度赋予了自己多重角色,包括"印度洋上的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印度洋地区净安全提供者"、"印度洋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印度洋安全架构中的领导者"等。印度还不断更新其参与理念,并积极参与治理实践以强化这些身份角色。但印度要成为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印度洋安全治理的领导者"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文认为,印度的印度洋政策思维有多个维度,既有安全治理维度,也有地缘政治和海权维度以及海洋经济维度等。正因如此,印度在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过程中也存在借助"地区安全治理"之名以谋求自身地缘政治和海权方面优势的自私行为。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

中日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从本质上讲背后蕴涵着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即美国的第三方因素,其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东北亚大国在地区的竞争摩擦时常较为突出,但中美日在东亚地区还是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需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趋向,意味着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地区安全治理是在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应注重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核安全全球治理:历史、现实与挑战

核安全风险超越国界,可能跨越地区,甚至影响全球,因而核安全的治理必然是全球治理。各国对核安全风险的评估、核安全意识的养成是一个演进的过程,与此同步的是核安全全球治理。核安全全球治理经历了冷战、冷战结束和九一一事件以来的三个发展阶段,治理的主要内容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冷战期间的核安全全球治理主要体现为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以管理核能的和平利用,防范无核国家以发展民用核能为由发展核武器,签署和履行与核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际公约、培育核安全的意识;冷战结束初期,国际原子能机构强化了保障监督能力,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加强了对涉核物项出口的管控,国家间展开了实质性的核安全合作;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核安全全球治理呈现加速度的趋势,国际社会日益形成核安全共识,全球性制度建设加速,多边合作加强。经过多年努力,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得到实质性推动,但核安全全球治理仍然面临如何有效减少核材料存量、如何推动相关国家切实履行国家责任等挑战。     

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

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与重构

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一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The Complexity of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 Analytical Overview

By suggesting predictable and controllable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 governance seems to simplify the world for decision-making tractability. In this respect, security narratives often remain analytically frozen, while the dynamics of global life are not. Relying on complexity thinking, this article both comm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oten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as it relates to the ques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engages with the cognitive multiplicity of the notion of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uch an exploration suggests the need for the complexification of th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security governance through the adaptive contingency of “security as resilience”, which rejects the detach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and the ability of the former to control the latter. The argument is that the logic of “security as resilience”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e conventional logic of “security as control”. In policy terms, therefore, the complexity of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timates an ability to cope with vulnerabilities, defy adversity and construct a new proficiency in response to the uncertainty, cognitive challenges, complex unbounded risks and the need for continuing adaptation prompted by the alterations in global life.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两个备受瞩目的全球性现象。文章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安全制度安排和安全规范设定为主要分析路径,以全球政治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为主要分析单元。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可分为"单边全球主义"和"全球单边主义"两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领域;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各个时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上述四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崛起的中国在此次转型过程中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传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崛起在相关领域所带来的制度效应和规范效应正在逐渐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也将相应日益形成规范化的趋势。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自主武器军备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aotic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former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withered while non-traditional ones sprouted.More recently a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bloom,concern spreads over whe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can be effective.Worse still,major Western countries' zeal for global governance has cooled,while they turn from being advocates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obstacles,making the future dimmer.     

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在要么笼统抽象地谈论国家安全,要么只是关注国家安全的某一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涉及问题的系统性讨论不多,即使那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厘清“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路径。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家安全要有总体安全思维,从总体安全的角度全面审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应对。因此,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至少应遵循总体、全面、兼顾、适度、平衡、顺势与合作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