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恶意抢注中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商标法》第15条的解释论

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专门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     

“亲情会见”之利弊谈

“哐当”,一声沉重的铁门撞击声,广州铁路看守所监区内的铁门缓缓地开了。30多名身着黄色囚衣的服刑人员在管教民警的带领下,面带喜悦地跨入冬日照耀下的看守所大院,院内等待他们的除了一桌桌丰盛的午宴外,还有桌旁期待着他们的亲人。这是2004年12月19日中午12时许,广州铁路看守所对在押的近千名服刑人员实行人性化管理,请来了部分服刑人员的家属,让他们走进监所,零距离接触关押在这里的亲人,而举行的每月一次———“亲情会见”聚会。①随着国际“刑罚人道化”思想的深刻影响,我国对服刑人员强制改造的传统政策有所松动,改造方式越来越体现…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之我见

法律文化中表层的、制度化的东西比较容易效仿,但制度的输出和引进并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法律意识.而这一切又与一国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在进行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变革时,必须同时关注观念性法律文化的进步和提升,逐步从人的认知系统进入情感系统,再到价值系统,使人们从内心产生对制度的认同并自觉地适应新制度规范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     

商事仲裁的保密性研究

商事仲裁的保密性是仲裁的特点及优越性所在,然而各国仲裁法中几乎不涉及仲裁的保密性问题,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的仲裁规则对仲裁保密性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本文从众多仲裁规则入手,对其进行分析,明确保密性作为仲裁的一项根本原则所应当具有的内涵。     

死者生前债务法律处置初探

我国实行限定继承的继承制度,又采取的是直接继承的方式,在缺乏对继承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对债权人的保护极为不利,有必要对继承人予以限制。死者生前和死后都可能达成债务承担协议,实现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由此,极可能引发纠纷。这些问题又恰恰是法律所未规定或规定不全面而为司法实践所常见者。因此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民商事案件速裁程序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民商事案件类型日益丰富。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为缓解审判压力,各地法院积极推进繁简分流,落实"两便原则",围绕公正与效率的主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和探索,速裁机制就是其中的一项改革成果。实践表明,速裁机制在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缩短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虽然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然而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为了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保障其自诉权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实践中应当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