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商事通则”立法——从商法形式理性出发

商法形式理性的特征是商法的确定性、可预测与可计量。商法的形式理性体现为规则化与内在体系化。商法典并非商法形式理性的必然结果,大陆法系商法的形式理性与英美法系相同。＂商事通则＂并不是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超越,而是实质上的民商分立,其体系与内容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典并无二致。我们应该反对商法的形式主义,坚持实质主义的民商分立,冷静对待＂商事通则＂立法,完善商法各单行法律、法规。     

中国法院压力之消解——一种法律组织学解读

法律洞的不可避免和正式职业保险制度的缺失,导致中国法院在消解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压力时,形成了组织结构柔性化和组织功能普化的"十字形"调审组织。而嵌入其间的法官也相应地选取了调解型横向分权式决策的"民主化"、审判型纵向分权式决策的"行政化"和调审型纵横向分权式决策的"去司法化"等三种压力消解方式。这些消解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压力的方式,是以牺牲司法确定性而获得的,导致了中国法院在制度性司法确定性方面的丧失。因此,要想在中国法院实现制度性司法确定性,必须针对司法的高风险特征,建立三位一体的正式职业保险制度。     

论量刑建议模式的选择

量刑建议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建议应该以确定性为常态。无论 是从量刑建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还是各方诉讼主体的心理预期考量，确定性量刑建议都要占 优。确定性量刑建议可以防止量刑建议流于形式，不仅无损于司法权威，而且有助于确立司 法权威和彰显司法公信力。     

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传统冲突规范的突破及"硬化"处理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当代国际私法发展中出现的一种以实用主义的经验方法进行法律选择的学说.20世纪中叶特别是70年代以来已经引起国际私法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一原则对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历史沿革、具体运用、对传统法律选择方法的突破及追求目标、硬化处理等几个方面作初步的研究.     

存在确定的法律吗？一一个西方法律思想的梳理

法律的确定性，被称为是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的三大理论基石之一，法律的确定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了解，第一：法律条文的可确定性；第二，法律推理的可确定性，而从法律推理的可确定性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法律判决的确定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以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为视角

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从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看 ,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或差异性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对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的划分 ,以实证主义哲学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思想为主要的认识论基础。证明标准的立法表述 ,既要做到准确传递有关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的信息 ,又要做到容易为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     

热热闹闹文化圈

1 纪念著名导演凌子风文章引起的官司 长春电影制片厂影视策划部主任曹积三在<人物>杂志发表了纪念著名导演凌子风的文章<大帅凌子风>,后该文被作家出版社下属的<作家文摘>转载.     

法治视野下法的确定性价值分析

法应当具有确定性价值,法的确定性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两个方面.在语言意义上,所有法律规范应当具有确定性;在行为指导意义上,非惩罚性规范应当具有确定性;而惩罚性规范则不一定.法律在实际适用中也应具有确定性,体现在实施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     

论公务人员单纯受贿行为——受贿罪疑难问题研究

本文阐述了单纯受贿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现状，对单纯受贿行为作出应按受贿罪处理的明确定性，并就刑法第385条的立法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且提出了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