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与总体目标。从新时代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发现如今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有许多不满足新要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服务范围、服务理念、服务主体和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针对上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确服务边界、牢固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形成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Prisons or Problem-Solving: Does the Public Support Specialty Courts?

ABSTRACT

Recently, “problem-solving” courts have been developed as an alternative to imprisonment. They are often called “specialty” courts because they process and divert into treatment programs offenders who are seen a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riminal population, such as those with mental health or drug problems, those who are homeless or veterans, and those who engage in domestic violence. Based on a 2017 national survey of 1,000 respondents,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s overall public support for rehabilitation as a goal of corrections and then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suppor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pecialty court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American public endorses not only 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but also the use of problem-solving courts. Further, with only minimal variation, strong support for these courts appears to exist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汇率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基于跨境贸易结算的影响因素视角

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引入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影响就业的全新路径,并利用2000-2018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贸易路径,汇率对行业总体就业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经由汇率变动预期路径,而汇率通过净出口指数路径对就业的负向影响较微弱。人民币汇率对不同行业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的根源是不同行业进出口产品结构及产品异质性的差距导致在汇率变动的不同情形下,行业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水平不同,从而造成外贸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具有差异。并且,技术特征及贸易来源地特征是造成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