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及其现实根据

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与根本制度安排，不仅是基于经济计算的功利考量或诉求某种抽象伦理原则，更有其道德合理性的现实根据。它是人民美好生活、幸福自由的现实基础与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批判和扬弃资产阶级私有制、抽象公有制的产物，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的有机统一，是人类社会高阶的所有制形态，其道德合理性的现实根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类共有自然资源的“天赋事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前提；社会财富来自人民群众劳动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基础；人民自由与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道德合理性依据。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有序运行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一个健康的社会既要有活力又要有序,活力带来社会发展,有序带来社会稳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管理模式正逐渐由"管"向"治"转变。为此,必须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数字赋能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理论解释——兼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

农村基层权力监督体系建构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和学术命题。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要素，即制度约束、外部监督、民主参与、权力制衡和协同治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基层公权力运行与监督模式的典型，在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中具备并加强了这五个方面的要素。浙江省作为基层公权力监督改革的试点省份，正在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克服了线下运作中的制度缺乏刚性、信息不对称等弊端，提升了制度运行刚性、外部控权力度、民主参与效能、权力制衡韧性和权力监督合力，从而提升了监督效能。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多层次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实践与未来发展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全球、地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层次的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彰显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紧密联结、协调推进的重要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应从“全球—地区—国家—社会”的整体视野理解和解决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层次治理直面的对象与问题虽然有差异，但仍处于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多层次治理的中国实践体现在：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地区治理中着力“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发展；在国家治理方面，求实有效、成绩显著，铸就了中国自信；在社会治理方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建构了中国模式。多层次治理的中国未来发展旨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亲、诚、惠、容”理念，构筑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的地区环境；加强党的领导，夯实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优质高效。     

人情关系“脱嵌”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探索

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具有同构性，二者都是以“私序”来维持“公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维系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共同信念出现了解体，在乡村社会中则表现为人情关系的“脱嵌”以及对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需求。在区分了市场化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后，认为市场化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最后从共同信念的树立、乡村社会组织建设以及行为规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