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以色列的网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网络安全威胁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受地缘政治与国际局势的影响,以色列成为遭受网络攻击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由于长期遭受网络攻击的威胁,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较早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建立了一系列网络安全应对机制。2010-2011年是以色列加强国家网络安全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以《2010国家网络倡议》和以色列政府第3611号决议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为代表,以色列政府将制定国家网络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网络局的统筹规划下,通过政府机构、军情部门、学术界、产业界等之间的密切合作,以色列构建了一整套较为健全的网络安全维护机制,不仅有效治理了网络安全问题,而且通过与技术研发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网络安全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的网络安全产业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作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引领者之一,以色列在网络安全治理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具备一定的网络战实战能力,值得其他相关国家学习和借鉴。     

防扩散还将是中美合作亮点吗?——中美防扩散合作模式、动因及前景探析

九一一事件以来,防扩散成为中美合作亮点。两国在多层面形成较稳定的合作模式:在国际防扩散机制建设方面,美中之间主要是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建设者的关系;在应对地区核热点方面,中美分别扮演了"好警察"和"坏警察"的角色;在双边合作方面,中美互动以培训与协作为主。防扩散之所以能够成为中美合作亮点,是空前严峻的核扩散形势及两国防扩散战略调整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扩散合作加深了中美了解与互信,稳定了热点地区形势,保障了中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改善了中美经贸交流的外部环境。但随着近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美防扩散合作面临抓手减少、互补协作难度增大、地缘干扰因素增加等挑战。因此,对未来的中美防扩散合作不能盲目乐观。当然,形势变化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将扩大中美防扩散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并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多智慧和资源。中美应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防扩散合作重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成为两国携手进行全球治理和维护地区秩序的样板。     

东盟与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韩国在中美安全竞争间的选择

由于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地区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在过渡期的地区秩序下,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面临严重问题,即随着中美大国竞争导致地区旧秩序削弱,韩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观察家们为中等国家指出了一系列策略选择:从制衡到追随,从防范到接触。有些观察家认为,中等国家将通过不同方式扮演稳定局面的角色,保持双重等级体系,因为中等国家有可能从大国僵持中获益。作者则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采用的策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国竞争的背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在战略结盟时很难做出自己的选择,更多是被迫接受某种选择。作者使用基本议价理论作为工具,阐述该观点背后的逻辑支撑是:在影响过渡期地区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方面,中等国家的作用很小;在调和各种选择的影响方面,中等国家也不如大国有决定作用。     

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中国因素

区域安全治理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国际组织纷纷加入本区域安全治理之中,履行各自安全治理职责,合作方式已经成为各个安全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工具选择,这标志着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初步形成,在维护本区域安全和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尽管中国参与印度洋护航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过程中参与较少,作用有限,这种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担当的身份严重不符。随着印度洋地缘战略通道对中国未来发展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失效和克服域内外个别大国战略误判带来的消极影响,使中国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加大。中国作为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已是不可或缺,并将在引导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提升和夯实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能力和基础、推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合作等方面有所作为,为维护印度洋区域安全与稳定,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族性动员及其消抑研究

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离不开政治动员的环节,族性动员普遍被视为现代政体中一种潜在的非整合性力量,其发生往往都以族性认同为内核或工具,再加上族群精英或族群政党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实现。族性动员是一个族群围绕一定的族群认同(例如肤色、语言、风俗等)进行组织,以追求集体目标的过程。族性动员一旦发生,其对国家秩序、族群关系、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破坏,由此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也许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往往造成国家政治秩序紊乱、族群社会行为失范、民众恐惧心理加剧,其后果往往远超过于此,溢出效应可波及邻国,导致地区安全危机,甚至国际安全危机。研究族性动员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深刻洞察民族政治行动的发生、发展规律。族性动员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行动系统。族性动员既有方向性,又有技术和路径支持。目前,国内对族性动员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分析与建构。在实践层面上,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在加快,身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事件、运动及动员产生的模仿效应在增强。因此,对于民族国家及政府而言,不断寻求有效的整合与消抑策略,防范与管控失控的族性动员,将是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国家地位信号释放与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

俄罗斯自2015年9月开始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对于俄罗斯为何进行军事干预以及采取空袭的干预方式,国内外学术界尚存争议。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干预行动向不同的目标观众——包括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叙反对派、"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等——发出一系列的地位信号,以巩固和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针对不同的目标观众,俄罗斯使用了"炫耀性消费""分享性给予""倾向性解释"和"寻求性斗争"四种信号传导策略。就效果来看,俄罗斯的军事干预大致实现了其预期目标。通过地位信号这一视角分析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的目标与策略,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国家行为的分析框架,也能为推动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启发。     

大国网络竞争与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

当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空间、发展的新驱动和安全的新领域以及大国拓展国家利益、输出意识形态和建立战略优势的新载体,因此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大国网络竞争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中国作为重要的竞争方,既介于竞争之中,又深受竞争影响。大国网络竞争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和多维度,主要围绕网络话语权和网络治理权展开,话语权是外在表现,核心是治理权以及由此延伸的主导权。大国网络竞争对中国网络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技术、战术层面上升到政治、战略层面,对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对中国来说,在网络空间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利用好机遇、应对好挑战是筹划网络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聚焦于破解以下四个问题,即树立什么样的网络安全理念、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安全应对手段、提升什么样的网络安全能力、如何进行网络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四个重要问题,等于找到了有效维护中国网络安全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