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漪、林嘉、黎建飞、娄宇、沈建峰、钱叶芳、王天玉、佟丽华、李广德:关于劳动法法典化的讨论

1994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劳动法》。此后,我国又先后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现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为主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和国际公约等为辅助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劳动形式不断改变,催生出了灵活就业、共享用工、居家办公等一系列新的工作模式,同时也使得传统劳动主体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是否需要编纂劳动法典、如何编纂劳动法典,成为当前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为此,本期争鸣栏目邀请叶静漪、黎建飞、娄宇、沈建峰、王天玉等专家发表意见,并选取林嘉、钱叶芳、佟丽华、李广德等专家已发表文章的观点,对劳动法法典化进行讨论。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路径与方向——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观点综述

为加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前沿问题研究,推动司法改革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工作,针对司法改革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完善民事案件诉调对接与繁简分流机制、法官逐级遴选、法官绩效考核体系、在线诉讼规则等主题确定14个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     

智能时代算法专利适格性的理论证成

人类社会正在快速进入智能时代,将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创新发生在算法层面.算法的专利权保护对激励智能科技领域创新、实现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具有重大意义.在法律实践中,专利局和法院面对算法的专利保护诉求不断提炼出若干回应型判断方法,逐渐释放出对算法相关发明专利权保护的制度空间.然而算法专利适格性在理论上迄今尚未形成共识,仍然存在"层次限制""领域限制"等争议.而"智力活动方法除外原则""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界分原则""技术领域限制原则"等专利适格性判断原则由于实践基础局限和推理逻辑错位而严重妨碍算法专利权保护的制度构建和司法能动.立足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情况和促进"新基建"的时代背景,应当从"算法专利适格性的问题思维"转向"算法专利权保护的法理思维",破解算法创新与应用实现的绝对二元论及对算法专利权保护过度的犹疑,肯定算法的专利适格性,激励基础算法与核心技术创新.同时,应从法理上确认算法"公开换保护"的价值意涵,以推动智能时代专利制度的理论创新、功能发展、机制优化,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良法善治.     

购置款抵押权的竞存对抗规则研究

满足《民法典》第416条要件的购置款抵押权可以对抗公示在先的固定担保权,此种处理模式虽使外部债权人负担一定审查成本,但总体上符合利益衡量视角下的比例原则。《民法典》在浮动抵押领域中采取“登记主义”的立场,与“超级优先权规则”形成了体系性的规范协调。购置款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存时,后者始终处于优先受偿顺位。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可准用超级优先权规则,但应作必要限制。购置款抵押权人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民法典》未明文确立担保权收益延伸规则,但在理论层面上仍尚有将其纳入现行法体系的解释空间,且民事主体可在商业实践中通过意思自治达致类似效果。     

“ChatGPT带来的风险挑战及法律应对”三人谈

编写代码、创作诗歌、完成论文……最近,ChatGPT风靡全网。ChatGPT凭借高超的数据搜集和数据整理输出能力,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注册使用,掀起了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新高潮。不过,ChatGPT在不断开辟新的应用场景的同时,也带来了知识产权、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一系列法律风险,对此如何有效应对?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虚假征信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难点与解决之策

随着网络技术与金融业务的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漏洞,借用“征信修复”等名义实施诈骗活动,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反诈立法体系庞杂,市场主体责任不清,政府部门监管手段单一以及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虚假征信类诈骗犯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增加了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难度。对此,应加大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力度,建立健全反诈立法体系,强化源头治理,压实主体职责,加强政府监管,健全协同治理机制,以破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难题。     

电子证据聚焦式审查的原理与方法

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审查工作普遍存在难以着手、流于形式的问题,主要呈现为电子证据审查因由混乱无序致使劳而无功的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办案人员应当遵循电子证据聚焦式审查原理,剥离审查过程中的无效干扰因素,围绕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焦点问题展开审查工作。其具体方法包括:一是以聚焦争议事实为审查方向;二是以聚焦“鉴-数-取”体系为审查对象;三是以聚焦“关联性-真实性的主辅骨架”为审查标准。     

研判刑事证据法实践脉动的新样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中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79号),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80号)和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聚焦解析被告人“零口供”案件、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合理怀疑的理解和适用等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刑事证据问题,指导检察官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全面、客观地收集间接证据,运用间接证据构建科学、合理的证明体系;准确界定合理怀疑,明确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的一元化,即证据确实、充分,并在界定合理怀疑内涵时去个人化,以提升指控质效。3个案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有助于破除口供依赖痼疾、践行证据裁判理念,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

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是基于不同类型案件构建完整证据链条之需要而开发的，由公检法三机关统一适用，且被嵌入到数据化程序系统中的证据标准。其设定目的是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实现一定程度的具体化。数据化是其本质特征，统一化是其派生特征。这一标准的创新实践打通了一定区域内公检法办案流程，代表了证据标准改革的方向，丰富了相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针对司法决策的纠偏机制。然而，当前我国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此类标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明标准，不是刑事诉讼各环节真正统一的标准，亦不完全是基于大数据技术产生的标准。我国应当继续证据标准数据化的改进，并推出配套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