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 ：内容、现状及策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包括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条件权和劳动救济权 4 类，并可以细分为 13 项权利。 本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代表，进一步分析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劳动条件权中的社会保 障权的现状。研究发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社会保障权相比该群体劳动者的平均 情况都得到了改善。研究认为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水平需要更复杂的策略行动，包括继续发 挥好市场作用、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平台企业协同治理等。     

从身份区分到利益区分——我国隐私权限制原则的困境与重塑

权利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另一种保护权利的方式。我国隐私权的限制以身份区分原则为基础,学者们就如何完善该原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以公私身份区分为核心的身份区分原则不仅与隐私权的价值相悖,而且在实际应用中给法官制造了很多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其并不符合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提出以利益区分原则取代身份区分原则,构建我国的隐私权限制理论。通过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不仅能够消解身份区分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能够通过限制的方式助益隐私权良性发展。     

文书提出之秘密保护

文书提出命令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被全部提交,有利于缓解“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与证据偏在之间的矛盾,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实质平等和贯彻证据裁判规则意义重大。但是,文书提出命令的发出隐藏着秘密泄露的潜在风险,其秘密保护范围不明、审查程序欠缺等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与证据法价值、社会道德相冲突。与域外先进经验相比,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虽已基本确立,但却未能充分考虑其秘密保护。因此,必须厘清文书提出的除外事由,构建秘密审查程序与判断机制,强化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承担,加大秘密保护权利的救济,以充分发挥文书提出命令的重要作用。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     

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判断标准的建构——兼谈起诉条件的“双重高阶化”

《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不仅将诉讼要件置于起诉条件之中,同时"直接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义务人=正当当事人"的公式抬高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进而导致了"双重高阶化"。之所以出现该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将正当当事人作为实体问题并与实体权利义务人"无缝连接"所致。通过对正当当事人理论的分析,正当当事人的性质并无"实体/程序"的界分,有此界分的是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其经历了从实体权利义务人至"法的利益"的变迁。若将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分离,进而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降低为"法的利益",则可在不改变《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同时,兼顾"案多人少"的司法现实,初步实现起诉条件的"低阶化"。     

权利的本质与反思

权利根植于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与邪恶,对此本性既予以满足又加以适当的限制.近代大陆法系法学理论对于权利的本质主要有意思说、利益说、法力说,上述三种学说各有利弊.通过对权利本质理论学说的反思,经由对权利本质的探究,并考察人类社会不同的状态,权利的本质乃文明社会状态下某人对他人的有效主张.在文明社会状态下,奠基于公平正义观念之上,权利方有适宜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否则,权利无法萌发,即使有权利之名,也仅仅是披着权利的外衣,并无权利之实和权利带来的自由.从不同的视角对权利加以考察,亦有学者认为权利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实践中,各种利益和需求相互冲突碰撞并彼此博弈的结果,形成了被众人认可的规范,即权利.     

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动因、路径和制度完善

算法内置性编码凝视、支撑算法运行的训练数据之偏差以及算法黑箱带来的程序透明度缺失是导致算法歧视的技术性原因,进而引致权利失衡,使权利成为缺损状态.为保障权利行使,本文认为应当确立算法公平理念,并明晰算法歧视法律规制的技术环节,建立以权利失衡的矫正为中心的法律规制模式作为算法歧视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并从明确筛选训练数据的标准化制度、建立算法透明性和可解释性的审查机制、完善算法问责机制三方面予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