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判断标准的建构——兼谈起诉条件的“双重高阶化”

《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不仅将诉讼要件置于起诉条件之中,同时"直接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义务人=正当当事人"的公式抬高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进而导致了"双重高阶化"。之所以出现该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将正当当事人作为实体问题并与实体权利义务人"无缝连接"所致。通过对正当当事人理论的分析,正当当事人的性质并无"实体/程序"的界分,有此界分的是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其经历了从实体权利义务人至"法的利益"的变迁。若将正当当事人与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分离,进而将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降低为"法的利益",则可在不改变《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同时,兼顾"案多人少"的司法现实,初步实现起诉条件的"低阶化"。     

让·吕克·南希在疫情中对人的存在的三重思考

让·吕克·南希在疫情中深入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学,反对从经济、政治的视角介入生命,提出了包括"新病毒主义""共通病毒"等一系列独创性概念,以人的存在作为生命最高关涉进行思考,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从解构层面来看,他通过反思灾难中的死亡,重返人的存在的自然性;通过对技术崇拜的批判,显现人的存在的有限性.从建构层面来看,他通过对灾难集体属性的揭示,希望唤起人的存在的共通性,从而为集体应对提供思想准备.但南希的研究仍然未能摆脱"发现社会"的思想视野,需要进一步推进以通向"改造社会"的集体行动.     

论共产主义的生态向度——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的再解读

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人与自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之初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量度而一以贯之。为实现这一价值理想和社会进步的总体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证了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主张，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文明特征进行了原则性的描绘，包括负责任地对自然条件进行共同(联合)管理和使用、秉持张弛有度的生态生活方式、生态科学高度发展、在承认人类控制自然过程的有限性基础上规避自然风险等等。这些理论构思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内在统一性。深入挖掘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意蕴，既可以廓清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态诘难与误读，强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整体性，也能为新时期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     

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是指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五四运动的回忆、评价与反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阶段划分及任务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奋斗目标、各阶段历史任务及青年的奋斗方向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建设话语。文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建构历程,对深化五四运动的研究,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中“社会团体”概念使用的演进

社会团体是社会组织领域一个重要概念,现行法律中使用频率较高,通过北大法宝检索,84部现行法律中出现了"社会团体"的表述。社会团体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明确的重要法人类型,深入学习贯彻民法典,有必要对法律法规中社会团体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历时梳理,以期准确把握。根据笔者的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法律法规中"社会团体"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950年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解析

人民满意已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价值导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契合了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实践之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彰显了强烈的人学意蕴,并且使其有了新的价值指导和新的评价标准。     

切实担当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文化使命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题中要义,自党成立之日起就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文化使命;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发展者,是党结合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不断创新的必然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稳步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的当代文化使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为人类发展作贡献的使命担当。     

一句话新政

自2021年2月1日起,《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施行。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应当定期向生态环境部报告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等活动和机构运行有关情况,以及应当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