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及其规避

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即资本流向全球、在全世界扩张蔓延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造成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不断加剧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的占有与剥夺。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挑战，甚至陷入资本权力构筑的生态陷阱。面对全球化浪潮与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拒斥资本，但也不能对其听之任之，应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设立生态门槛，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力，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在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Observer determination of the make,model, and year of questioned vehicles

Often, criminal acts involving a vehicle are caught on digital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s. While potentially useful for an investigation, the recording conditions are typically less than optimal for the extraction of key information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erpetrator, such as a license plate. Providing the make, model and year of a questioned vehicle is a common request for examiners, to narrow the field of potential suspect vehicles. This study seeks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a nonpeer-reviewed make, model, and year determination between two separate groups, specifically, trained forensic image examiners and nontrained individuals. Results show that even with varied image capture conditions and quality, the trained forensic image examiners more correctly and completely identified the test group of questioned vehicles make, model, and year.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理论与实践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党的领导是依法独立办案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独立办案本身就是体现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楚党的领导是指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各级司法机关党组织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内部得到贯彻落实,依规依法管人管事管案,发挥整体性的引领、管理、监督、保障作用,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促进共同富裕视角下完善工资分配政策研究 ——以坚持劳动力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为前提

劳动力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中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在梳理分析我国工资分配制度政 策的现状及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工资分配领域仍待解决的 4 个突出问题，包括劳动报酬的比重在一 段时期出现下降，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的相比依然不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区域差距还比较大， 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需要进一步缩小。研究认为，完善劳动力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机制，要坚持改革与发 展相结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重。研究建议：推动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实现劳动生产 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深化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决定和合理调整机制。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是共生理论与系统理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全新框架体系,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分析范式和理论依据。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共生体,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构建命运共同体。国际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的统一。全球体系内部与中国周边体系内部的互相依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双方都从关系中受益,而消极的相互依存是指任何一方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破坏都可能给另一方甚至双方带来损失。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中国周边体系以实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应成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关键要素。我们应以此来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建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