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触及了中国刑事诉讼结构中一个由来已久的症结.“以审判为中心”观念的缺失,造成了同一审级诉讼流程中审判的“离心化”和实际上的“侦查中心主义”,进而导致垂直审级结构中第一审的“失重”,在实践中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和特殊的政治风险.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应当在两个方向上着手:在水平方向上,首先应当在宏观的侦查、审査起诉和审判的关系上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其中的关键在于抑制案卷移送制度的不良影响,同时为“审判中心主义”发掘更大的制度空间;其次在审判阶段应当做到“以庭审为中心”,其核心要求是保护被告方的对质权;法院判决的权威性来自公正的庭审,法院自身也不能脱离庭审来进行事实认定.在纵向的审级结构上,在打造坚实的第一审的基础上,确立第一审在事实认定方面的权威地位,同时合理界定和调整第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确保第一审在整个刑事程序体系中居于“重心”地位.     

论死刑案件的权威结构

中国在死刑案件中形成了"集中式"权威结构。对于这种依赖司法高层权威核准死刑的体制存在诸多质疑,同时这种权威结构造成了第一审重心地位的失落,也将死刑固有的责难和错判风险集于一身,是一种高风险的权威结构。未来中国应重定死刑案件第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以保护第一审程序的重心地位,实现垂直方向上的权威分化;同时,加强被告人对质权的法律保护,保证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强化死刑案件陪审功能,实现水平方向上的权威分化。     

辩诉交易:对抗制的“特洛伊木马”?

<正>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人们惊讶地发现:辩诉交易,这一具有强烈"美国"符号的制度,不知从何时起,已经"暗度陈仓",悄然在欧洲大陆和一些拉美国家开枝散叶。〔1〕这一"意外事件"引起了比较法学家们浓厚的兴趣,原因很简单:辩诉交易在欧洲大陆算是一块"飞来石",其独特的孕育环境在欧洲大陆传统中并不存在。不明白英美对抗制所造就的独特环境,也就无法理解欧洲大陆引入辩诉交易所面临     

再谈精神病抗辩问题

精神病抗辩在近现代刑法中的确立并没有停止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和困惑。相反,大量的问题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另一个领域产生。1760年,英国的一位伯爵被指控谋杀了仆人。由于他是伯爵,因此要在上议院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根据当时的普通法,重罪案件中不允许被告人委托律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证据法基本概念

自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以审判为中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研究如火如荼般展开。“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要求是作为裁判根据的案件信息,形成并仅仅形成于法庭审判程序。故此,“以审判为中心”原则上排斥法庭审判以外的信息对事实认定产生影响,尤其是侦查案卷对刑事判决的直接影响,由此引出侦、诉、审之关系,即刑事诉讼之纵向结构问题。因此,目前学界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讨论多着眼于诉讼结构。然而,从本质上言,“结构”属于“以审判为中心”形式性的一面,犹如人之骨架,结构之外,“以审判为中心”仍有自己的血肉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审判为中心”应是“形”、“神”兼备的。“以审判为中心”之灵魂,恰恰是它对形成判决基础的案件信息来源近乎苛刻的要求。由此,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对我国证据制度造成的冲击,必然是正面、直接和根本性的,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已经约定俗成的证据法基本概念。     

新刑事诉讼法回顾与定位

刑事诉讼法修订距今已有一段时间,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背景进行深刻的剖析,有利于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在经济背景、政治背景、国际背景和反腐败的特殊国情中产生的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科学的立法总是超前的立法;虽然存在不完善之处,但毕竟朝着民主化、科学化前进了一大步.     

英国警察权力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立法平衡与实践

一前言在犯罪控制模式中,为了查明真相,警察可以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失去与朋友、家人、尤其是律师交谈的机会,那么,他们极可能与警察合作,陈明真相。在警局里,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活动过程中,来自外界的干扰     

排除规则——外国证据规则系列之六

一、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排除规则,又被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上非法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排除证据的根本原因,对排除规则的理解仍要立足于公民的权利保障。排除规则在美国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第四修正案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在英国,排除规则是指如果证据的采纳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可见,不仅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在英美两国有所不同,而且在运作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排除规则在美国是作为硬性的法律要求存在的,而…     

死刑程序为谁而设?

中美两国在死刑的程序控制方面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美国的"权利导向型"控制模式以被告人权利为核心,并以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为驱动力构建复杂的程序救济体系。中国的"审查导向型"控制模式以高级别法院对死刑案件自上而下的审查为核心构建死刑程序控制体系。死刑程序归根结底是为死刑案件被告人而设置,因此,针对我国在死刑程序控制方面出现的问题,应当借鉴"权利导向型"控制模式的优点,强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对一审、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进行合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