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疫情防控视域下劳动者权利保护问题探究

对我国劳动者权利进行保护是宪法的内在要求.劳动权不仅涉及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同时也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经济陷入缓慢发展,疫情给社会本身和大多数劳动者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劳动者权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字化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

21世纪是世界走向数字化的世纪。数字化生存世界是指数字化的生存范式及价值原则已经全面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深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数字化的正常体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有着积极的适应关系,数字化生存强化了金融资本对社会的穿透力,使生存世界的发展意志更加强硬;另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又极大地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对人类主体地位及其智识能力造成了重大挑战,亦导致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度殖民化,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应强调人文精神对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建设与意义支持,构建更加文明、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适用调解化解劳动争议的三种方法

处理好劳动争议纠纷,不仅是平衡与协调劳动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那么,如何有效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三点。     

建构亲密与控制情绪: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研究--以北京市3所幼儿园的田野调查为例

儿童抚育从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此诞生了照料和教育儿童的专门职业--幼儿教师。本研究关注幼儿教师职业群体,基于田野调查与访谈,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对其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情感规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作为照料者,他们被期待付出"像妈妈一样的爱",与幼儿建立起亲密情感联结,并对其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另一方面,作为教育者,他们需要遵循"温柔而坚定"的情感规则,管理负面情绪的表达,并选择合适的互动方式实现教育目的。本文还讨论了幼儿教师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面临的不同情境以及应对策略,包括工作环境的压力与限制、教师与家长之间部分理念与行为相互冲突背后隐含的期待,分析了园所类型可能对幼儿教师情感劳动产生的影响。     

资本研究与统计方法

对资本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价值＝应付成本，剩余价值＝内生利润。“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相对等，商品的价值量＝以时间单位计量的劳动量。瓦尔拉斯均衡的假设前提是零利润。“社会的价值体系”、“企业家的价值体系”都指精神层面观念意义上的“价值”，这与马克思设定的生产层面工时意义上的“价值”，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垄断必然造成经济非均衡。在“资本形成”过程中既有利润率变动，也有利润率不变动。“利润率现象”取决于当时市场是非均衡状态，还是均衡状态。非均衡必须变化为均衡，这是平均利润率出现并存在的必要前提。借助概率与统计方法，通过推导得知，利润率总量与积分有关，平均利润率与导数有关。     

税收结构改变的长期影响与转型特征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实现途径，但可能同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当政府降低消费税，如果维持长期总税收不变，那么不管是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还是资本收入税税率，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从长期看，提高直接税比重会降低消费者福利，但是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代际受益。相比于提高资本收入税，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在长期给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带来的负效应更为明显。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