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人情关系“脱嵌”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探索

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具有同构性，二者都是以“私序”来维持“公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维系人情关系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共同信念出现了解体，在乡村社会中则表现为人情关系的“脱嵌”以及对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需求。在区分了市场化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后，认为市场化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最后从共同信念的树立、乡村社会组织建设以及行为规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建议。     

以“景观”照“现实”：新时代信访制度审视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独特的制度安排，在维护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表达诉求、保障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营建社会和谐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加速化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远远超出了既有信访制度的承载能力，因而使信访制度的存在意义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全力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为了确保信访制度改革之路不至于走上“唐吉坷德式”的幻象之路，就需要立足新时代的现实，从总体性视角把握信访制度所面临的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人的原子化以及道德碎片化等新情况、新挑战，在合时代、合法律、合需求、合道德的语境下对信访制度改革作出回应。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新时代我国辅警制度的研究背景与价值

随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中国”建设的全面推进，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但是一些新型治安问题呈上升趋势，有限的警力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辅警队伍由此应运而生。然而，由于辅警的性质、职责等方面的原因，使辅警组织长期处于尴尬地位，辅警制度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缘起、风险与应对策略

网上信访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时代产物,有效拓宽了社会公众的诉求表达渠道,成为推进信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呈现加速趋势的风险社会中,复杂和疑难信访事项不断涌现,加之线上数字化行动的主体缺场与压力型体制形塑的信访考核压力,网上信访治理时常陷入与信访人期望发生偏差的符号化境遇。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倾向与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和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生命线发生了偏离,极易诱发信访人的合理诉求转化为网络舆情、对信访机构的制度认同转化为信任流失以及个体理性转化为群体非理性等一系列风险。为此,可以围绕聚合多元力量打造网上信访治理共同体、发挥前沿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确保主体在场以及加强信访治理能力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等方面进行尝试应对。     

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现状与进路

当今,寻求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已成为中国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选择。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内生力量向外延展的过程,其取决于中国自身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景观。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必须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以核心价值观为终极指引,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论被继承人宽宥制度的适用

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是指当继承人因特定原因丧失继承权后确有悔过行为,经被继承人宽恕后重新恢复继承权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设立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旨在为有过错的继承人提供改过自新、重新获得继承权的机会。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