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法规“体检”刚性运行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宪法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被形象地喻为法规"体检"。报送备案更加及时、规范,主动审查和专项审查力度空前,合宪性审查稳步推进,公民、法人提出审查建议数量再创历史新高……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力度不减、深入推进,亮点突出、成效显著,切实做到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实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为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相见”不“相识”:公民参与反腐败的认知梗阻及其克服——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研

推进基层监察体制改革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查资料，对村(居)民监察认知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村(居)民监察认知存在关注程度不高、了解程度不深、参与积极性不足，但满意度较高的认知梗阻。其中，对关系壁垒、宣传方式、腐败生态是影响监察认知水平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应通过重视社会资本的“感染”效应、创新廉政政策宣传内容和方式、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等方式克服公民参与基层反腐败的认知梗阻。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