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招人喜欢和惹人厌的心理特征

上一期,我们探讨了面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面试是一个有明确目标诉求的场合,求职者自然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笔者在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直接地概括说明了外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心理特征,特别是人格特征的重要性。心理学家罗森伯格于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能力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特征)和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特征)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归类。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与启示:基于“选购难题”的视角

医疗保障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政府要在有效地保障国民健康和将医疗费用支出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找到平衡点。美国为解决卫生经济中"选购难题"历经了百年的探索和制度演进,在政府与市场的反复博弈中形成了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为辅的医疗保障制度,并创建了管理式医疗的医疗保健模式。借鉴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在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要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衔接和配合;鼓励有实力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积极探索布局"大健康"产业链,推动新技术融入医疗保障领域;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医疗需求。     

从"管控"到"治理":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形态不断演变,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强调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呈现不同的工作特征,逐步实现了由从"管控"到"治理",由"包办社会"到"治理社会"的转变。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需要沿着: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扶贫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扶贫政策实践，显示出浙江善于在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争取发展经济的新优势，善于创造各种机制激发扶贫对象自身的减贫动力和创造力，善于强化民生保障以追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善于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不断优化和创新扶贫方式。这些实践背后的演进逻辑就是从解决贫困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入手，增强困难群众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其可持续脱贫能力，鼓励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开发，并通过技术创新和精准治理提升扶贫工具的政策效用。     

"耳朵经济"的演进逻辑与进阶路径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耳朵经济"的悄然崛起有其内在的逻辑起点,即音频传播场景与伴随性消费的有机交融。5G和AI技术条件下"耳朵经济"要实现规模的扩展,需遵循音频传播新场景与产业链有效对接的演进逻辑,并选择跳出"媒介"框架,构筑完整产业价值链的进阶路径。     

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求企业文化的融合

铁路改革过程中,企业的重组、合并所带来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碰撞,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影响企业战略的实施和改革的深化。在铁路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要使铁路企业的合并重组真正产生“1+1〉2”的效应,就必须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一、尊重文化差异,形成文化融合发展强势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凝聚全员合力。按照路局直管站段新的管理体制的要求,各系统大力度合并重组,整合为新的单位。原来各单位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干部职工价值取向的差异。因此,要想尽快统一凝聚干部职工群众思想,释放出最大的战斗力,就需要我们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     

和谐企业重在建设

一、和谐要讲原则 企业和谐,不是表面上的和和气气或无原则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和谐要讲原则”，这是通过总结合资企业发展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共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成熟的企业合资合作经验和完善的政策规定，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把和谐理解为无原则的“合作共事”，怕与外方发生矛盾而无条件地服从，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只考虑企业利益而忽视员工利益，在员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站出来为员工讲话，怕因此而影响与外方的关系，造成企业与员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关系紧张，企业内部矛盾凸现、问题重重。这些深刻的教训表明，构建和谐企业，不能不讲原则。构建和谐企业，要坚持以国家、企业和员工利益相统一、相兼顾为原则，以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为前提，用发展的大目标去化解矛盾、调解分歧、凝聚力量：要区别中外双方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确立和谐的原则。     

被感动的员工更爱企业

企业文化的概念源自于欧美国家，是欧美国家在治理企业过程，超越管理体系和制度时运用的一种手段。欧美国家是以制度为基本的社会体系，从而也形成了公司治理的规范体系。制度本身的作用是制约，它可以让员工达到公司对员工要求的一个基本底线。随着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公司进入成熟期，管理者开始意识到用纯粹的制度来管理员工，就很难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于是人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发现，激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一种“文化”。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