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地方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启示

英国地方政府由通过地方选举产生的议员和从事各种具体服务的职员两部分人组成。与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为地方政府工作的人统称为“政府雇员”（employee）。英国地方政府在用人上强调机会均等，反对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残疾、宗教、文化和语言的歧视。地方政府在工作方式上较为灵活，有许多兼职岗位，专职岗位的工作时间也有弹性。地方政府雇员与公务员一样，奉行政治中立。按照工作合同，他们不能参加党派活动，不能竞选议员，不可能不经竞争而自动晋升，工资待遇也规定在一定的标准之内。     

简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诉讼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其公正性,而诉讼平等,作为与诉讼公正同等重要的概念之一,则被视为实现诉讼公正的必由之途或形式标志。文章在界定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内涵之后,讨论了与诉讼平等相关的两个问题:诉讼中立与实质平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诉讼立法中有违诉讼平等的几项缺失,如被告人答辩无限制性规定等。最后提出了改进的基本思路。     

论行政中立——从美国行政法看行政公正的制度保障

为了保障在行政过程中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贯彻落实立法精神,美国以《联邦行政程序法》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体现为行政裁决和制规过程中的行政官员保持中立、职能分离、禁止单方接触以及以议会的立法监督和行政首脑的执法监督为基本内容的限制政治影响等。但行政公正与中立原则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否则,再合理的制度也注定难以施行。     

应对入世：中国政府人才吸引力的现状与对策

我国要在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确保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首先在“人才争夺战”中取得制高点。这其中就包括为社会求才和为政府求才两个方面。为政府求才就是指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现代化的需要，吸引和留住公共行政所必需的各类人才。这就提出了政府人才吸引力的问题，     

政治学经验研究价值中立可能性的进一步论证

郭秋永提出,政治学经验研究可以划分为发现和验证两个过程或系络,发现系络无法做到价值中立,但验证系络能够;在验证系络,政治科学家如果遵循逻辑一致性和经验可证性两个标准,就能获得可验证的、具有交互主观性的或客观的知识,就做到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郭秋永没有论证,为什么遵循这两个标准就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本文为此提供进一步的论证:因为所有政治学家都拥有同样的一套演绎逻辑,所以逻辑检验过程能够排除不同价值的干扰;价值虽然能干扰经验观察,但是,如果提高命题的操作化程度,增强观察的直观性,价值观不同的政治科学家也能在经验检验过程中得出同样的观察结论。     

法律权威之我见

法律必须具有权威,否则便是毫无疑义的游戏规则。在追求法治的今天,法律权威是其应有之义,也是法律至上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的理解第二部分法律权威的结构类型的内容。最后本文从与西方比较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法律权威观。     

论经营判断原则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的运用--兼"严格中立原则"之检讨

通过对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的严格中立原则中存在的忽视股东集体行动和董事对于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经验主义、为政府强制性反收购措施所不容等非理性状况的分析,提出了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经营判断原则的建议,认为这样可以为敌意收购行为提供更统一的运作环境,保护股东利益,减少成员国在建立反垄断屏障的压力,并且为企业在采取反收购行动时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用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现代政府

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确立和选择的经济体制形式。传统的管制行政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鉴于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竞争经济和法治经济，因而，政府改革的目标应确定为有限政府、中立政府和法治政府。     

西方媒体真的不讲政治吗?

时下,有不少人对西方媒体持有一种"美好幻觉",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或政治立场,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能做到价值中立,其提供的新闻是真实和客观的,甚至有人因这一"美好幻觉"而贬低我国的媒体。这种建立在偏见上的媒体优劣论,在当下捕获了一些"信众"。对于这种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观点,我们要仔细辨别、正本清源。     

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关传媒也未能坚持中立的立场,报导中未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因此,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传媒监督权的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