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可以概括为"高投入、高成本、低水平",在此模式下,"案件数量、规模和质量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分散、"地方化"以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职务犯罪主体认定难题,使得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迫在眉睫。在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的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根据推行的难易程度,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路径可试设定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目标。     

论公安刑事执法的法治思维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对公安刑事执法而言,核心是依法办案,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关键是树立正确的刑事执法的法治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方式也称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理念、规定、原则和标准,依照法律逻辑来思考、判断、分析和处理法律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公安刑事执法活动主要是对刑事案件的立案和侦查,是检察机关起诉和人民法院审判的前提。为了确保刑事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探析

当前,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具有线索来源渠道单一、查办过程对抗性强、窝案串案情形突出、受贿渎职牵连性高等特点。检察机关在查办此类案件中面临的组织、队伍、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困境,限制了直接侦查权之有效运行。为此,建议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从组织机构、运行模式、数据共享等方面完善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为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与运行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与运行,不仅关系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和检察工作的深入发展,而且涉及到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和运行方式的完善.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刑事诉讼法修改,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与运行问题的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要对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法理上作出进一步的阐释,正确认识国家立法机关将这一权力赋予检察机关的法理基础,准确把握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性质,科学确立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和运行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