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行为的刑事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催生了各类融资平台的产生。同时，平台又借助明星代言人的宣传扩展自身的业务及影响。一旦产生金融风险，将叠加明星效应，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冲击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通过梳理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的相关案例，对其逻辑动因作初步阐析，分析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痛点困境，提出增加虚假广告罪主体、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完善定罪量刑标准，进而增强刑事治理的有效性。     

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重构

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处置,虽然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表面上是一种最为直接、快捷的解决方法,但它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较少、司法适用率较低的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困境的分析,提出以"三层四类"为体系框架,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进行重构,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在立法上的零散以及法律规定上的重叠,进而确保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正义。     

澳门家暴法之特色及启示

家庭暴力的防治是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澳门家暴法的出台几经周折,其出台背景、具体制度及实施状况颇具特色,既结合了澳门本地的立法和实践情况,又吸收了香港特区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的成功经验。从生效文本来看,澳门家暴法涉及预防、救济和处罚等诸多环节,既有行政措施,也有司法手段。我国内地家暴法的出台时间与澳门家暴法较为接近,两地又均属于大陆法系地区,了解澳门家暴法的相关立法及实践,对完善内地家暴防治法律制度也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