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及其现实根据

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与根本制度安排，不仅是基于经济计算的功利考量或诉求某种抽象伦理原则，更有其道德合理性的现实根据。它是人民美好生活、幸福自由的现实基础与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批判和扬弃资产阶级私有制、抽象公有制的产物，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的有机统一，是人类社会高阶的所有制形态，其道德合理性的现实根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类共有自然资源的“天赋事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前提；社会财富来自人民群众劳动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基础；人民自由与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道德合理性依据。     

英美家暴受害人诉警察不当执法之考察

家庭暴力受害人在警察未充分回应或不当处置他们的援助请求时,是否能够成功对警方提起诉讼,是公权力介入反家暴这个课题中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在警察应对处置家暴案件方面,英美两国有颇多有益的经验及做法,但即便如此,家暴受害人诉警察不当执法的案件却未绝薪止火。基于此类诉讼案件在两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包括豁免权、注意义务等在内的障碍、争议,以及发展趋势,结合家暴案件的特殊性及国内执法现状,提出了构建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免责事由在内的公安机关不当处置家暴案件的法律责任机制若干建议。     

社会风险控制抑或个人权益保护——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两个维度

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确认为一种人格法益,在理论和立法上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面向。个人权益保护成为构建和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和线索。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目标和功能可能被个人私益保护的进路所覆盖或消解,因此有必要将社会风险控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来对待。社会风险控制一直是电子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性目的,它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动态构建作用。社会风险控制和个人权益保护两种进路在相关基础问题上出现分歧,如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基础关系、一般性保护与场景化保护以及本权与保护权的关系等。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过程中,社会风险控制进路有助于合理解读和执行法律,把握风险大小与控制措施的合理匹配,以及在平衡相关立法价值的前提下,释放信息的流动性。     

约翰·洛克菲勒:19世纪第一个亿万富翁

1839年7月8日,一个名叫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kelfller)的男孩在美国纽约州出生。没有人想到,长大成人的他因为石油产业而成为19世纪第一个亿万富翁。     

我国老年就业及协同养老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如何保障老年人权益,焕活社会发展生机,是一个值得广泛关注的问题,需要积极围绕老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为推动老龄社会建设与发展,需通过优化弹性退休及就业机制,建立健全“早减晚增”机制,优化待遇调整机制,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社会就业率。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齐心协力奋进新时代创造新伟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决议》鲜明贯穿党的初心使命主线,科学总结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     

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