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方式与适用事由

通过分析我国各级法院作出的重复仲裁司法审查裁定可以发现，在对重复仲裁应否进行司法审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审查和适用何种事由否定裁决效力等方面，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部均存在严重分歧，亟待形成理论共识与一体规则。首先，对重复仲裁进行司法审查存在法本质、法价值、法监督、法救济层面的必要性。若排除对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而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势必会导致我国重复仲裁乱象丛生、难以遏制。为此，应当结合事项、主体、例外三大标准对重复仲裁进行实体性司法审查。其次，为避免审查事由的适用产生歧义，可以在“违反程序”法定事由中明确纳入重复仲裁，或单独规定重复仲裁司法审查事由，由此否定重复仲裁裁决的效力。而由于缺乏关联，应排除适用缺少仲裁协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其他事由。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     

百年党史视域中的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

百年来,党中央根据管党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为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从而为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体制机制保证.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可以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属地领导、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其中双重领导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属地为主的双重领导和以垂直为主的双重领导.各种领导体制面临的治理成本、负荷不一,并形塑出不同的监督执纪模式和效果,纪检监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也会随之不同.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并不断充实监督专责机关的力量、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科学认识并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是百年来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终身监禁探析——性质、司法适用与两种可能的规定路径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其法律性质在动态上表现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情形的例外规定",在结果意义上表现为"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有些学者将终身监禁表述为一种"特殊刑罚措施",这种"特殊性"应当就表现在终身监禁与死缓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这种动态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联系上。在重大立功的适用方面,死缓期间犯罪人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当在缓期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无期徒刑执行阶段,终身监禁者不得因重大立功否定终身监禁具备适用的法律依据。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废除紧密关联,在部分废除死刑罪名的当下,应当整合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价值功能;在未来死刑全部废除的情况下,可以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予以规定。     

广西: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 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使命。2022年,广西司法行政工作将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不断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行法治之力,护航壮乡改革发展当前,广西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将乘势而进、顺势而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所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和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

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根据数字技术在其中的角色，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可区分为对象论和工具论，对象论主要包括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工具论侧重于数字技术赋能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两类场景。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数字法学将带来法学教育的变革，亟需培养文理兼修、面向数字智能未来的数字法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