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许可延续立法之完善

现行立法对行政许可延续的规定,不仅明显背离"延续"一词的本意,而且也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定、高效、便民、公平和公正等原则的要求,还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存在冲突。从价值层面而言,行政许可延续不是行政许可有效期的简单延长,而是行政机关基于被许可人申请作出的一种特殊的许可决定。行政许可延续制度应适当简化程序并赋予被许可人以优先权,以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平衡。完善行政许可延续条款之设计应当体现其价值追求,并围绕程序来展开,重点突出程序性规定。具体而言,立法应纠正行政许可法延续条款中不正确的规定,明确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延续决定时的告知与说明理由义务,规定行政许可延续后的期限以及取消推定准予延续行政许可的规定等,以完善我国行政许可延续制度。     

论行政特许延续的阻却

行政特许的延续是一"假问题"。与普通许可藉由延续而"展期"相比,行政特许一般不适用《行政许可法》的延续条款,当期限届满后,应该通过公平竞争程序实现行政特许的全面"更新",只是基于应急原则等要求,才有行政特许延续的有限空间和狭小余地。以公共交通客运班线特许经营为典型代表的"延续"许可实践乱象,肇始于我国《行政许可法》立法上行政许可类型化的缺失和不同类型许可实施程序配置上的高度同质性。对《行政许可法》上法定许可事项进行类型化和模式化改造、厘清行政特许适用范围、强化特许实施程序的竞争性和公开性、重构有别于普通许可的动态化和过程性的特许事后监管体系,是我国PPP导向下行政任务民营化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行政许可审查标准:形式抑或实质——以工商企业登记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许可的审查标准,但从其规范中可以解读出存在着适用于不同情形的两种标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在工商企业许可登记审查中,行政机关通过行使自己的行政立法权解除了实质审查义务,以规避由此可能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但是,法院在因工商企业登记引起的行政诉讼中,却采用了实质审查的标准。基于行政效率与公正的双重考虑以及中国当下的具体国情,在行政许可审查中,不宜简单地采用形式审查或者实质审查标准,而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材料的不同性质,分别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     

论我国行政许可的设定事项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文章对我国行政许可的设定事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我国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设定事项上“态度”不坚决,导致行政机关易对行政许可法第12条、13条理解有偏差。建议应把行政许可法第12条、13条设定行政许可的内容分成两部分表述,把普通许可和特许规定为应当设定,把认可、核准、登记规定为可以设定。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也提出合理建议和措施。     

行政许可设定权合法性的司法识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于2004年7月1日实施。可以预言,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行政许可案件会有所上升。如何正确审查行政许可案件,准确识别行政许可设定权的合法性,当是司法审查亟需重视的一大焦点问题。本文从行政许可设定权的主体、形式、范围、权限和程序等方面入手,界定司法识别行政许可设定权合法性的六个主要标准。     

规章在行政审判中的参照适用

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应当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得越权设定行政许可。对于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应当是在上位法没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情况下,下位法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上位法已经设定行政许可的,下位法只能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本案中,原告购买的是工业用盐,而法律及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可,因此,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     

卫生行政许可实施“阳光工程”的探讨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是我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真正体现。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防止了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规范了行政许可的事项，简化了行政许可的环节，强化了行政机关的监管，规定了对行政机构的监管制约机制。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有5种：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登记。卫生许可是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一种普通许可，它是直接关系人身健康，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主要功能就是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防止危险，保障安全。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以行政许可为视角

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听证制度作了专门规定,真正体现了"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精神。然而,纵观《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许可听证的执行情况,却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从行政许可听证的重大意义入手,剖析其制度缺陷以及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从某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后语”说起

从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决定案来看,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在执法实践中具有广泛存在空间和必要性。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的法理依据是警察权力理论和情势变更原则、利益衡量原则。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包括公益促进型和损害防止型两类。对于前者,行政许可机关应当给予补偿;对于后者,则无需给予补偿。据此,单行法中有关被许可人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规定应进行修改,同时应在《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引入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制度。     

试论加入WTO与我国制定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规则是WTO协定和《中国加入议定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与WTO协定接轨 ,我国已推出《行政许可法 (征求意见稿 )》。在对其进一步完善时 ,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对于行政许可的设定主体 ,应禁止最高权力机关对任何事项设定任何形式的许可 ,允许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自主设定部分许可 ;基本原则中应增设公平原则 ;对于违法的抽象行政许可行为 ,应赋予人民法院以司法审查权 ;对于具体行政许可行为程序的审查标准 ,应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标准取代“法定程序”标准     

对地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若干认识

行政许可法关于地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立法原则 ,除合法、公开、公平、公正外 ,还包括行政许可权的严格控制与对地方的相对放权的统一 ,注重公正前提下的公正与效率相兼顾。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概念、范围的界定尚待完善。行政许可应限于“附条件的法定权利” ,属于监督性、管制性的行政行为 ,依特定的、明示的申请行为作出“许可”的行为 ,以及行政许可法第 1 2条拟定的事项     

我国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关系的重新梳理与规范

在我国,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涵义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且极具争议,《行政许可法》最终采纳了同一概念说,从立法上将两者统一起来。但在实际执行中,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又出现了分离,大量的行政审批被以非许可类审批的名义从行政许可中分离出去,导致《行政许可法》的调整范围不断被限缩,重新梳理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的关系以明确《行政许可法》的调整范围已经成为《行政许可法》实施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两者之间出现分离的原因,讨论了行政许可行为的识别标准,并对立法上如何规范和约束行政审批行为提出了构想。     

论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对《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批判性思考

《行政许可法》第13条要求立法者设定行政许可时应当进行必要性考量,但因其存在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缺乏可操作性的缺点,以及许可评价机制被虚置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实施。国家应当在第13条的指导下,经常性的对行政许可进行清理,盘活现有的行政许可评价机制,尽早出台统一的评价机制立法,设置严格的启动时效机制,同时扩大公共参与行政许可的深度和广度,以最大限度地界定许可的设定范围,从而扩大行政许可设定的正当性。     

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再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为重新思考非法经营罪的调控范围提供了契机,具体可从行政许可法涉及的许可种类、确立的有限政府理念以及设定的许可依据等方面反思非法经营罪特别是兜底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只有那些违反国家规定中的特定主管机关行政许可、并由承担填补空白构成要件的规范性文件限定有刑罚后果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方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商事登记中行政权力定位的理论思考

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改，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特别是商事登记审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行政许可法》将商事登记规定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又规定企业（公司）的设立采取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折衷审查制，问题随之产生：将商事登记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表明，在商事登记领域国家行政权力的运用带有较强的行政权力介入色彩，但形式审查制又代表国家行政权力在登记审查方面的消极态度，是商事登记领域行政权力弱化的表现，这种并不是很和谐的权力定位一方面彰显了传统的行政权力无限膨胀的习惯，另一方面又对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

行政许可法体现了许多先进的观念或原则 ,如权利观念、有限政府观念、有效政府观念、责任政府观念、公开政府观念、服务型政府与程序公正观念、廉洁政府观念和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念等。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 ,在实践中遇到诸如法律规范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同步、行政许可法立法模式本身的局限性、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行政许可法本身的缺憾与立法技术的限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撤销许可的法律性质及效力研究——以撤销司法鉴定许可为例

基于撤销的理由、目的和法律效果,撤销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生效但在成立时即存在瑕疵的行政许可事后被撤销;另一类是合法的行政许可因被许可人在获得许可后从事违法行为而被撤销。撤销许可很有可能构成一种行政处罚,但并非所有的撤销许可都是行政处罚。司法行政机关以申请人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而骗取许可登记为由撤销许可,在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该撤销许可不具有溯及力,也不影响司法鉴定机构在撤销许可前出具的、被司法机关采信的司法鉴定文书的效力。     

论行政规则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

行政规则可称为内部规范性文件 ,①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规则具有约束下级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 ,而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服从的义务必须遵守行政规则 ,从而使得行政规则具有了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 ,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不可忽视对行政规则的审查 ;对合法有效的行政规则应该在裁判书中适当地加以引用。     

机动车牌照拍卖行为的合法性认识——解读《行政许可法》第12、53条的相关规定

机动车牌照授予行为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是对车辆牌照取得所作的一般性规定,即一般情况下机动车牌照不允许拍卖。但是当机动车牌照构成“有限公共资源”时,《行政许可法》第53条第1项即成为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而“有限公共资源”的判断标准,是“公共性”与“供需比例关系失衡”。因此当公共交通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拍卖的方式授予机动车牌照是合法的。     

从我国环保部门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谈高效环境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

民事活动论是一种会最终导致削弱或取消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民事纠纷工作的理论 ,其主要错误在于无视《环境保护法》第 41条的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行为属于行政职责行为 ,在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工作中 ,应实行“行政调解为主 ,行政裁定为辅”、“注重行政效率”和“行政裁定应该接受司法审查”的法治原则 ,坚持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