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以及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不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宏观计划与微观个体并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可能出路。人口形势方面,中国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而低生育的人口形势背后反映的是民众普遍的低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形塑民众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以往低生育进程中,有关低生育水平下该实行何种人口政策由于人口理念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在当前超低生育率面前,学者和民众需要暂时搁置人口理念分歧,共同应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形势。鉴于三孩政策下民众生育意愿很可能继续下行,三孩政策的生育率提升效果也可能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尽早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择机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人口发展与“规模效应”

2010年7月,人口学界首次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理念,即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之后,还应该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人口均衡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均衡、生育率下降的性别均衡等。     

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我国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是当前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议题。基于生育风险防范的视角,借助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位于生育保险高领取比例地区、低人口规模地区以及年龄在20～35岁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水平,借助转移支付政策优化生育补贴机制,完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构建兼具综合性与动态化的政府生育支持体系,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风险,推动我国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制度系统性调适视角——基于湖北省多点口述史与鄂北冯村的研究

文章根据湖北省多点口述史访谈与鄂北冯村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材料,旨在系统分析集体化时期(1962-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根源。研究揭示:中国人口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集体化时期迅速下降,是当农村妇女出现明显节育意愿时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的结果。农村妇女源于个体生活实践对生育进行了归因,发现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必然会导致生活愈艰辛。而造成生育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变革的非均衡性: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及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但再生产的制度及性别分工制度变革滞后,妇女在参与社会化劳动的同时还肩负着生育的艰辛。制度系统性调适不足使妇女缺乏缓解生育与生活紧张关系的渠道,最终导致传统生育文化与生存理性达成了妥协,其生育意愿是在满足至少一个男孩与最优家庭供养能力形成的区间。对当前的启示是,实现"二胎"政策目标需要通过配套制度设计来缓解人口再生产的压力,从而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     

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婚姻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的核心特征之一。过去20年间，我国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年轻人口结婚更晚、婚姻推迟趋势更为明显。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就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尽管上海居民的终身不婚水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低的，但也呈现出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不婚率越高的趋势。综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结婚意愿更低的现实，参照相邻国家和地区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的变化趋势，可以预判未来上海的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也将成为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动摇“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     

“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流动模式——以粤西地区为例

"全面二孩"的重大决策,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发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女性流动对生育的影响,学界存在"多生论"和"少生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且这两种观点都有实证支持,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少生论"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同时为了掌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农村女青年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对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湛江、茂名和阳江等粤西地区的农村女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粤西农村地区生育率常年居高不下,城镇化进程滞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湛江、茂名的生育率为1.71,该政策的出台将强化当地女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是影响当地农村女青年是否流动的关键因素,她们大多在婚前外出务工,在生育后回流本地。"全面二孩"政策不会改变她们这种既有的流动模式。因此,人口发展的重点应从计划生育政策转移到教育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上,且要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年轻的母亲就业,吸引农村女青年在城镇落户。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借助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江苏省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政策人群生育理想、生育意愿问题进行分析,当纳入代际、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发现,不同政策人群在理想生育子女数上,无政策人群更有可能多生,但在意愿子女数上并无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可适当进一步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建议。     

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研究——以四川省会理县黎村为例

本研究用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数、理想性别构成、生育时间四维指标测量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通过比较四川省会理县黎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笔者发现当代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年龄越大,生育意愿的传统性越明显,反之则现代性越明显.文章从妇女的描述中总结出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它们是生育政策、现实生育需求、经济因素.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高校女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研究--基于福州市高校的调查

通过对福州市高校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高校女研究生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低龄组、研二、文史类专业、独生子女、未婚群体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相对较低，来自城市的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比较正常，不存在性别偏好，而研三的和独生子女女研究生存在较强的女孩偏好。     

生育支持的制度、观念与文化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索

探索一种支持生育的有效路径是解决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须。有效支持生育的路径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必须保障女性权利，促进家庭发展，这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两个面向，也是根本；二是政策要兼顾系统性和实践性，既要宏观—微观纵向统筹，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也要各部门通盘协作，互相配合，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和民众三种主体的共同体，打造生育友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这是关键；三是改变有关生育的观念和思想，直面经济理性论、个体主义等理念对生育意愿的思想制约，培养超越理性计算的以人为本理念、超越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使命感，重视女性主义内部对家庭的积极意义、关怀—关系性的女性特点的探索，重建愿婚愿育的价值感和心理，这是核心。生育支持的制度和观念建设推动重塑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一方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性别文化，尊重并鼓励个体自主，积极践行性别平等理念，也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中将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与基础的传统；另一方面，要用中国文化医治极端个体主义带来的弊病，用性别平等、尊重个体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改变传统家庭中的不平等，在中西互鉴、古今互映中推动实现人口均衡发...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另一种思路

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老有所养"只是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方面。采取各种综合措施抑制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使生育率尽可能回归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才是主动作为有效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根本之策。因此,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并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基于国外经验的分析与反思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总和生育率虽有变化，但波动幅度较为平缓。作为现代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在现金补贴、产假制度及托育服务方面率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试图缓解“低生育率陷阱”带来的后果。本研究从家庭补贴、产假制度以及托育服务等方面阐述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做法，在此基础上以瑞典、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俄罗斯为例，分析和对比这六个国家在不同国情下生育支持政策的侧重点，并通过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具体数据分析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在反思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认为在三孩政策下，中国应从审慎使用大范围、高额度的现金补助，倡导周期性的家庭支持政策，落实以保障女性权益为目标的灵活产假制度，建立和完善以技术服务为支撑的完整性托育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当代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贵州省447位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开展了调查,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青年同性恋者异性婚姻意愿强烈,男性高于女性,城镇低于农村;69.1%的同性恋者将同性婚姻作为理想的婚姻形式;29.3%的同性恋者有形婚意愿,但独生子女同性恋者强于非独生子女同性恋者,单亲家庭的同性恋者弱于非单亲家庭的同性恋者;53.2%的同性恋者表示婚后会生育小孩,大部分同性恋者对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持悲观态度。异性恋文化中心主义与传统生育观念、父母婚育观、同辈群体婚育行为以及国家政策和其他因素影响着青年同性恋者的婚育意愿。     

加快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体系

正人口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结合前六次普查数据,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低生育社会风险正不断累积。对此,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