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弃罪构成要件的新思考

遗弃罪的犯罪客体不宜理解为广义的人身权利或生命、身体的安全,而应解释为被扶养人受扶养的权利。扶养义务不仅限于婚姻法的明文规定,民政法律法规中有关特殊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生活无着人员扶养救助的规定,同样属于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重要来源。遗弃罪中的扶养关系不仅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而且应当包括在承担特定扶养义务的人员与被扶养对象之间形成的特定扶养权利义务关系。     

非家庭成员间遗弃行为之定性研究--王益民等遗弃案之分析

本文以王益民等遗弃案切入,对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作了深入探讨。通过叙述遗弃罪的立法沿革,本文认为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指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而不包括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更不能包括不履行救助义务的遗弃行为。本文通过对遗弃罪的分析,提出了在语义解释与沿革解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沿革解释应当优于语义解释的原则。     

论遗弃罪的扩大化——立法对比中的解惑

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只规定在有抚养义务的主体不尽抚养义务时才成立,外国刑法对遗弃罪的扩大化规定比中国具有立法优势。对遗弃罪的扩大化规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回应这一扩大化趋势,有学者对我国的遗弃罪进行了所谓的“当然解释”。不过,这一“当然解释”实质上却是不合理的类推解释。我国遗弃罪的立法漏洞并非法律解释所能填补。要完善中国的遗弃罪,就要进行新的立法。     

遗弃罪的主体问题研究——以对身份犯否定说之否定为切入点

从目前刑法的规定来看，主张遗弃罪非身份犯的身份犯否定说并不可取，遗弃罪应当属于身份犯的一种，其主体应当是因婚姻家庭关系而负有扶养义务的人。     

遗弃罪追诉期的认定

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的规定，遗弃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犯罪追诉时效的一般原理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遗弃罪的追诉期为“经过十年”。即经过十年，法律就不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遗弃罪又是一种典型的继续犯，即犯罪行为一经实施，就持续地对被害人的权利造成侵害。根据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持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     

论"责令管教"的法律后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视角

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前半句规定了管教处分为未成年人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时的处遇方式.关注管教处分旨在转换人们关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视角.管教处分与收容教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责令管教"是行政命令,违反该命令理应受到行政处罚,危害后果严重时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入罪的方式之一为增设监护人不履行管教义务罪,方式之二是对现有的遗弃罪做扩张解释,将"扶养"解释为身体上和精神上两个方面.     

一桩“台湾医师杀妻案”的法律评析

兼具医师及丈夫双重身份的当事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放任其妻病痛发展直至死亡,学理上对该种案件存在无罪论及有罪论两种观点,其中有罪论又包含"故意杀人罪说"及"遗弃罪说"。"故意杀人罪说"对于当事人作为义务来源无论是从夫妻关系亦或是医患关系角度出发,都无法做出合理解释,"遗弃罪说"则有违我国遗弃罪犯罪构成标准。因此,当事人的行为可受到道德责难,但本着罪刑法定的原则,其行为不应纳入刑法规制领域。     

试论遗弃罪的客观要件

遗弃罪作为纯正的不作为犯,随着现代亲属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变迁,遗弃罪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由于我国刑法属于成文法,从立法技术和立法语言的角度考虑,遗弃罪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应当对遗弃罪的行为对象进行修正显得非常必要。同时,遗弃罪在刑法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为重新建构遗弃罪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契机。在此基础上,遗弃罪的客观要件也有必要再认识。     

夫妻间刑法作为义务的法理分析

夫妻关系在刑法上具有独立的意义。产生于夫妻关系的扶养义务因为得到刑法的确认而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同样,产生于夫妻关系的救助义务成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夫妻救助义务在作为义务理论中应有自己独立的表现形式,只有借助实质的违法性理论可以解释夫妻救助义务并非产生于夫妻扶养义务,它直接产生于夫妻关系。同时,为使该义务严格限制在法律义务的范围内,必须从事实方面对该义务的产生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以便与相应的作为犯罪等置。     

婴儿安全岛亟需法律破题

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设立于今年1月28日，根据民政部门在2月12日公布的数据，该婴儿岛在启用15天后就接收了79名弃婴。婴儿安全岛的设立引发了伦理和法律的双重质疑。抛弃家庭成员，这确实触及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同时，现行法律上规定着父母对孩子有抚养的民事义务，更规定着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     

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

交通过失犯的本质应是结果回避义务,判断该义务之有无应以预见因果关系为内容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为前提;注意规范保护目的是判断此种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理论,只有当行为人违反了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而致损害法益结果发生时才能成立交通过失犯。注意规范保护目的是以作为刑法规范下位规则的交通法规为基础的可普遍适用于交通过失犯的判断标准,它属于交通过失犯中的违法要素,使用它无须通过客观归责理论。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能合理限定交通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有效克服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以交通事故责任书直接作为刑法上交通过失犯成立依据的不妥做法。     

行政法规范之违反与过失实行行为之认定——基于新过失论的阐释

讨论行政法规范之违反与过失实行行为之认定的关系,对于我国过失犯罪,特别是业务过失犯罪的认定,有重大意义。对此,应当从不同的过失犯构造理论出发,做体系性思考。立足于行为无价值的新过失论,将过失实行行为定义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不仅能合理限制过失不法的范围,理论立场上也更为首尾一贯;而且通过注意义务的类型化,更能贯彻刑法的自由保障功能和法益保护功能。在新过失论的框架下,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和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在范围、性质上均有不同,但也存在相同之处:前者的危险防止义务是以定型的危险为前提而课予一般人的义务,后者则是以个案事态为前提而课予(处于行为人地位的)一般人的义务。违反不以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并不构成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而违反以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必要的或不足的,则构成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不必要的、可替代的,或者会起消极作用,则不违反刑法上的注意义务。     

职务犯罪潜伏期刍议

职务犯罪潜伏期是指职务犯罪主体从实施职务犯罪行为即发案到案发的时间跨度。职务犯罪潜伏期增长速度之快、增长幅度之大，亟需关注。深入研究其原因，认清其危害，及时采取有效遏制对策，是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论注意义务阻却事由

注意义务阻却事由主要包括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它是传统过失犯理论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需要的必然结果，具有缩小过失责任的功能。从国外的情况看，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经由判例逐步占据稳固地位，现被广泛适用。在我国，注意义务阻却事由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形式上的肯定。但事实上，它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发挥着作用。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应当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有所体现。     

人权视野下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之价值超越——对“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批判与反思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涵。许霆无罪是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意。“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根源在于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偏颇运行。超越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必须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前提，以树立目的权利观为核心，重新建构刑法机能的价值序列。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身份犯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身份犯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身份犯不同于亲手犯和不作为犯,身份犯是以犯罪主体是否具有特定身份为标准对犯罪进行分类的结果,亲手犯是根据实行行为是否可以和主体相分离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不作为犯则是以实行行为的表现形式为标准划分的一类犯罪,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评析

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其目的在于对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其原因在于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两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授权地方制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均高于一般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个合同诈骗行为依合同诈骗罪条款无罪或罪轻,依诈骗罪条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论。     

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之刑事责任新探——从“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欠缺合理性与合法性,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的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作出正当的个案裁判为己任,在审判中真正做到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法理分析

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是整个刑事证明这一环节的核心问题,举证责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作为举证责任的一种分配形式,其性质显然是权利义务统一性。基于司法公正、诉讼经济与效率、犯罪构成要件外的事实等原因,由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具有合理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