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可诉性研究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对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这导致其可诉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在可诉性问题上,行政机关会议纪要与行政机关会议纪要行为是有区别的。行政机关会议纪要本身具有内部性、抽象性、不公开性等性质以及分权制衡的理念等因素决定了其不具有可诉性。而行政机关会议纪要行为由于突破了行政机关会议纪要本身的性质并对外开始生效,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行政诉讼救济的本质定位、"有权利就有救济"原则。     

行政允诺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

行政主体因履行行政管理职能需要,往往作出允诺为自身设定义务,从而达到指引或激励相对人为一定行为的目的。该种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独立性和双重性,体现为行政主体的公法义务。作出允诺行为本身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当相对人出现时,该行为向具体行政行为转变且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除应对行政主体"诺而不践"行为进行审查外,还应对允诺行为自身的合法性作出判断。     

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法的可诉性是法治的基本特征.宏观调控行为的法治化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宏观调控行为与行政行为、国家行为、决策行为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强化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以王明德诉乐山市人社局工商认定案为例

一般而言,程序性行政行为是一种不成熟的行政行为,因为其不确定的内容,并没有在现实情况下影响到原告的该有的权利以及所应履行的义务。司法不宜介入审查,其不具有可诉性;原则上,行政行为成熟性标准是"正常行政程序的最后阶段已经完成";但当程序性行政行为已经对公民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将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排除于司法审查之外,将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时,应当认为该行政行为已经成熟,适于司法审查。     

小议知情权的法律属性

对知情权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说,就是指政府有对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安全事故向社会公众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公布的义务;公民有及时获得这些信息的权利。从广义上说,就是指行政(政务)公开和透明制度,将政府行政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公民有知悉政府行政行为的权利,包括行政作为的行为和不作为的行为。从理论上说,知情权具有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探析

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条件已具备。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 ,是健全行政法制监督的需要 ,也顺应WTO规则的要求 ,不违背诉讼效益原则。当前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     

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之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数对内部行政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救助和司法救济,体现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权利。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分析,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行不仅具有必要性还具有可能性。因此,应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最低限度的程序制约,对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内部行政行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析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发挥社会管理作用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保证广大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有力屏障。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却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借鉴国外对抽象行政行为诉讼制度的有关规定,尽快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诉范围内。这既具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     

论行政指导行为性质及其分类界定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柔软灵活的行政手段，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也为经济法所重视。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不一定具有“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是一类特殊的权力性行政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现实中往往异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其特殊性是表现为一种阶段性、过程性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领域中研究行政指导，有利于完善立法约束、程序控制和救济制度，以期找到行政指导在中国的“合法性”路径。     

公共选择与和谐社会的行政法理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要求行政法建立这样一个重要理念:政府与公民之间不是相互对立而是和谐共存、相互支持的关系.这与西方20世纪后期的公共选择理论适成对照.对于行政法学而言,公共选择具有两方面重要立论:行政主体具有经济人的自我定位;行政主体由自利功机引导,按照成本效益分析从事行政行为.本文围绕这两个立论展开论述,认为和谐社会下行政主体应当具有服务者的自身定位,行政行为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取向.而对于公共选择理论的了解和研究则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为和谐社会中的行政法理念提供借鉴和比照,并有助于行政主体及其行政行为的进一步清晰定位.     

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可诉性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因此,从法理上来讲当然具有行政可诉性。研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讼,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合法保护和执法公正的问题。文章在论述我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现状及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权利救助对策,即行政诉讼。     

谈行政指导工作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柔和的、富含民主法制色彩的行政行为,既体现了行政行为的目的性,又兼顾了市场经济的相对自由性,已成为传统行政行为的必要补充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行政指导又因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行为方法、手段以及可诉性、救济措施等方面研究改进,以更好地适应公安机关“人民公安为人民”神圣职责的需要。     

行政指导法律属性之学术论争

科学界定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可为我国行政指导法律规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又能促使对于行政指导责任分配与救济途径的反思。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法律属性主要有非权力性事实行为说、非权力性行政职权相关行为说、非强制性权力性事实行为说、权力性行政行为说、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说等五种代表性观点。这些论点对行政指导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行政指导是否具有权力性、是否具有强制力、是否具有事实行为等三个层面。本文认为,行政指导应是一种权力性行为,它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至于是行政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相对人未接受的行政指导,应为事实行为;相对人接受的行政指导,应为行政行为。     

行政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背景下出现的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之间为实现合作，而在特定事项上互为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合意的一种双方或多方行政行为。行政协议作为契约的一种，对签约主体而言，属于对等性行政契约，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自贸区内行政备案行为应有可诉性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行政备案行为应具有可诉性。明确行政备案行为的可诉性才能使司法起到对行政的监督作用,这也是自贸区法治发展的需要。应将其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行政相对人提供行政救济渠道,从而更好地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行政事实行为新探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能产生事实效果的职权行为和职权相关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的主要类型有行政执行行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行为、提供资讯行为、行政指导、非拘束性行政规划以及职权相关行为。完善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的措施是:一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从宽解释,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范围;二是修改《国家赔偿法》,扩大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三是制定行政补偿法,对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补偿问题作出统一规定。     

论行政相对人行为代理

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代理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行政相对人行为代理与民事代理、行政代理和诉讼代理具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借鉴民事代理制度来构建行政相对人行为代理制度,同时也应注意到两种制度的区别。     

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无效行政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因时效的经过而获得效力。无效行政行为与行政行为不存在、可撤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废止等概念之间具有本质区别。无效行政行为在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行政救济等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立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予以进一步完善。     

具体行政行为模式标准分析

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是司法审查的对象，具体行政行为模式标准的分析与确立，有益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实践展现与司法审查的把握。文中对现实理论与实践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模式标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并提出从行政行为的法律功能上确立具体行政行为模式的具体理由和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操作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促成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建议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促使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是一种新的行政案件处理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及时化解行政纠纷,减少讼累,和谐社会关系。为了有效运用司法建议并达到预期目的,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针对性原则、非强制性原则和平等性原则;司法建议主要可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和不当的案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群体性纠纷案件、法律规定与相关政策不统一的案件、行政合同纠纷案件、行政确认、行政裁决案件、涉及行政相对人基本生存、生活需要的案件等。通过实践探索,司法建议在有效运用上则有找准问题、协调在先、内外配合、多层劝导和针对重点等多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