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卡里亚对封建刑法的质疑和批判

贝卡里亚之《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贝氏对封建刑法进行了质疑,批判了封建刑法的不合理和落后,以罪刑法定反刑罚之随意和擅断,以罪刑均衡反刑罚之残酷,从而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刑法体系。     

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吹响中国刑法学学派争鸣的号角——评《刑法的基本立场》

《刑法的基本立场》以旧派与新派之争作为理论展开的主线,围绕着新旧之争的基本理论立场的不同,具体在犯罪论、构成要件论、违法性论、未遂论、共犯论、刑罚论中分别予以展开介绍其对立观点及实质,并阐释了自己基本立场。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97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法》的关系，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立法及发展趋向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严密的刑法规制,从而使得此类犯罪的立法模式呈现刑法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重罚化的发展趋向。对这样的发展趋向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尤其要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以及与国外刑事立法的差异性。     

由惩罚犯罪到保障人权——对刑法目的的法治解读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实际上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在法治国家,刑法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国家刑罚权。只有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论《犯罪与刑罚》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引发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指何种行为是犯罪以及应受何种处罚应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对罪刑法定原则做了系统的论述。现已成为资产阶级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确定了与之配套的无罪推定原则,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封建传统及多年来左倾思想影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刑讯逼供引发冤假错案还时有发生。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食品安全：良心与利益的博弈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针对食品安全犯罪，修正后的刑法，加重了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刑罚。即除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外，“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将处以相关刑罚。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９７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     

监狱刑罚模式存在的风险及其防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已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施行。此次修改的幅度较大。除总则问题外，还涉及43个具体犯罪，其中新增犯罪罪名9个，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确立了相辅相成的监禁刑与非监禁刑两大矫正体系，     

卖淫嫖娼与刑法抗制(续)

鉴于卖淫嫖娼是一种悖德行为,而且往往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立法禁娼。惩治卖淫嫖娼犯罪的国际刑法规范是《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并规定了刑事追究原则。法、德、意、日等国及香港地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立法及刑罚措施。我国惩治卖淫嫖娼犯罪的法律规定相继出台的有：１９５７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１９７９年颁布的《刑法》、１９８３年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及１９９７年刑法典等。我国刑法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刑罚规定,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共同趋向和时代特色：刑种齐全;刑罚严厉,规定了死刑;坚持了全面适用财产刑的原则;对轻罪规定了较轻的刑罚,规定了拘役和管制,增加了刑罚的适应度等等。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探讨

我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 (三 )》规定了有关的恐怖活动犯罪 ,但对恐怖犯罪的刑法调控过于简略 ;在追诉恐怖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上也无相应对策。建议立法机关采取实体和程序合而为一的混合式结构 ,制定反恐怖犯罪的特别刑事法律 ;在实体上增设相关罪名 ,明确规定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 ,完善刑罚种类 ,规定特殊从重、减轻或免刑事由 ;在程序上完善管辖制度 ,赋予新的证据调查手段 ,采取特殊的刑事强制措施 ,强化对证人的保护机制。     

刑罚结构改革研究

轻刑化的刑罚结构是当今世界刑罚改革的趋势,我国刑罚结构的重刑主义与主流浪潮背道而驰。与时俱进的刑事政策和科学的犯罪观是刑罚轻缓化的重要前提。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修正案(八)》,必将成为促进我国刑罚结构进一步改革的巨大推动力量。     

人身危险性的刑法视野探析

刑法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险性具有主体的特定性,时间的限定性,以行为人的特定人格为其存在根据,对犯罪倾向性人格的否定性评价因素和具有反复继续性和可变性等五个特征。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具有较大区别,互为不同概念。司法实践中必须要准确把握人身危险性的标准以及人身危险性在刑法犯罪论与刑罚论中的定位。     

康德和黑格尔刑罚论品读

康德的刑罚论和黑格尔的刑罚论分别表达了他们的刑法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的刑罚论以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报应为理论主线,其理论精髓仍然有益于当今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残疾人刑事罪罚的谦抑与公正(上)

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存在诸如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许多区别,我国古代刑法及港澳台现行刑法都有规定残疾人犯罪从宽处理的制度,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刑法也都有此制度。相比之下,我国《刑法》的规定注重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并秉承了中华刑法思想之精华,也体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但还应进一步从明确各种残疾人犯罪从宽处理的原则规定、具体规定智力残疾人的刑事责任与落实保安处分措施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