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合规视野下个人信息删除权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信息安全风险,而删除权使得个人信息自决权回归,但由于删除标准模糊、删除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及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利益失衡等问题,致使个人信息删除权面临一定的挑战。当数据来源于个人,个人信息具有人格属性,此时的个人数据往往指向个人信息保护,在信息处理层面便指向了数据合规。个人信息不仅附着信息主体的个人利益,还承载着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信息处理者的数据利益。为推动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完善发展,应明晰个人信息删除的标准、平衡删除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并处理好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     

被遗忘权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差异与法理分析

被遗忘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它的提出旨在改变"记忆成为常态"的局面,赋予数据主体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那些已经过时的、不愿提起的个人信息的权利,重建数字时代的隐私伦理。当前,欧盟、美国等国家相继在立法中明确了被遗忘权的权利架构。基于被遗忘权在欧美国家立法与司法上所呈现出的差异,需要探讨被遗忘权不同发展路径背后的缘由,进一步思考被遗忘权在价值理念上凸显的法理逻辑。为促进被遗忘权的发展,应当立足于言论自由和隐私自主的利益平衡,适用比例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规范被遗忘权权利空间分布,逐步推进被遗忘权权利体系的实践落地。     

我国城市房屋征收决定中公众参与权的理论解析

对于城市房屋征收制度的问题，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征收决定及补偿方面，对于征收决定过程的公众参与权主体范围、权利基本内容等问题关注甚少。城市房屋征收决定中公众参与权是指公众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与房屋征收决定程序并表达意见和请求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知悉权、申请参与权、陈述权、质询权、提出意见权。通过公民行使参与权不仅可以反映公众的利益需求和社会现实状况，提供客观的信息，也可以使行政机关在对现实状况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做出更科学、民主的决策。但也要注意把握公众行使参与权的合理定位，避免过度参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协调

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商业秘密权冲突以主体双方分别对相关信息享有权利为前提,是由于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和交叉性导致的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协调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冲突的原则主要有利益衡量原则、最大利益保护原则、权利位阶原则、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权利限制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应从立法完善、诉讼外的手段和诉讼内的手段三方面协调知情权和商业秘密权的冲突。     

数据权利界定的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一种高价值的新型财产，但数据权利的界定仍显模糊。传统版权模式下的数据库权对于作为内容的具体数据保护相对有限，虽然立法成本较低，但其难以满足数字经济的需求。对于新型数据财产权的分析与证成，意义在于明确数据的财产属性，构建数据权利的基本框架，但在制度层面上并非广义的数据都需要获得类型化、产权化保护，权利客体宜适当限缩。知识产权模式下的数据信息权客体限定为结构化数据，主体为对原始数据合法收集、合法加工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数据信息权的效力既及于作为整体的数据集合，也及于构成数据集合的具体数据，同时数据信息权还受到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方面的限制，是兼顾保护强度与制度成本的选择。     

被遗忘权法律保护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使大量信息被互联网永久储存,人们逐渐失去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始终走在个人数据保护前列的欧盟,在《一般数据保护规则》中提出了"被遗忘权",赋予数据主体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与其相关的个人数据并阻止其进一步传播的权利。我国亟待确立被遗忘权,欧美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各具特点且体系完善,其保护路径可资借鉴。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可从民法进路、数据保护特殊法进路以及行政法进路展开。应采用长期民法进路和短期行政法进路相结合的方式,将被遗忘权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之中。     

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制度,但由于权利的性质等原因使得相关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存在冲突,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成为海域使用制度完善的重要基点。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的平衡需要用利益衡量的法学方法,通过权利价值的衡量,使与两种权利有关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制度利益达到平衡。     

医方特殊干预权和患方知情同意权冲突之辨析

医方特殊干预权与患方知情同意权因权利立法缺失造成的权利冲突,成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国关于医方特殊干预权和患方知情同意权规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特殊干预权的行使范围比较模糊,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不明确,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存在弊端,现有法律内容冲突,层次不统一,适用主体不明确等方面。解决医患权利冲突,要建立专门性法律以完善立法规范体系,明确医方特殊干预权和患方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在严格界定知情同意权的行使范围和代行使程序的问题中,建立诊前知情同意转让制度。     

互联网被遗忘权移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思考

“被遗忘权”起源于欧洲,是指数据主体所拥有的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有关自身不充分、不相关或过时不再相关的数字信息的权利。该权利的设立初衷意在保护人的人格尊严,对抗互联网永久数字记忆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移植被遗忘权在现今我国的互联网环境下存在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双重困境。该权利也与现有的许多权利交叉重复,在运行当中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该权利设立后的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将大于收益。此外被遗忘权的法定化将可能带来“权利泛化”的问题,最终将异化为小部分群体的“特权”,损害公共利益。     

立法动议权新探

立法动议是向有立法权限的立法主体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废止某项立法性文件的立法申请,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权范围内的权利,是不特定主体的权利,是不一定产生对应后果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模式转换、经济利益多元化、民主参与以及公众社会利益实现的必然。从主体、范围、实体规则、程序规则以及权利的具体实施几个角度探讨立法动议权的范畴与法律保护问题。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始终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党校作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在党性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当前,在党校教学中党性教育存在着对党性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性教育规律研究不多以及教育方式陈旧等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把丰富知识、提高能力与增强党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育的根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关于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思考

增强基层党组织发展力,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党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发展力包括发展民主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维护稳定的能力和驾驭网络媒体的能力。"六种能力"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基本要件。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犯罪现场重建起止问题研究

现场重建作为全面再现案件经过的科学方法,在揭露和查明犯罪,排除犯罪嫌疑,保证侦查准确性和保障人权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愈来愈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相比西方国家发达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和技术,我国犯罪现场重建仍属于起步阶段,有关概念问题仍存在争议。文中就犯罪现场概念问题以及犯罪现场重建的启动和结束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

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其执政观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理论创新——永葆执政活力的理论之源;执政为民——永葆执政活力的阶级之源;发展兴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动力之源;依法治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制度保证;从严治党——永葆执政活力的本质要求。     

论侦查终结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的条件的规定过于简单,并且将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一并表述,没有完全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条件的规定要求,不利于侦查人员及其负责人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应单独规定侦查终结的条件。即“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案件全部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