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E诉讼的价值审视与规制选择

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从产生之初便备受争议。NPE诉讼作为NPE存在的行为逻辑,游离于专利投机与专利运营、权利滥用与正当维权、谋取私利与损害救济、抑制创新与价值实现之间。立足于NPE诉讼具有利弊互见的基本定位,对NPE诉讼的行政规制,须对专利聚合状态加以合理限制,对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NPE经营者集中审查及NPE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执法亦应保持行政介入的谦抑性;对NPE诉讼的司法规制,应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利用法院在专利侵权赔偿数额、损害赔偿与停止侵权的替代适用、诉讼费用的转移等方面所具有的司法裁量空间,在保障专利诉权正当行使的同时,亦应防止司法工具化趋向,防止NPE诉讼异化为谋取不当利益、进行禁令劫持的手段。     

专利池模式下许可政策的法律分析

专利池许可模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不仅可以减少“专利丛林”带来的麻烦,减少专利纠纷和诉讼,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然而由于专利池内部关系的保密性,外界很少了解专利池许可过程中的具体专利许可政策,对专利池许可政策进行专门探讨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企业了解专利池的许可方式,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专利池许可政策主要包括专利许可原则、许可方式、专利费收取以及分配方式等.     

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之争——各国管辖根据与中国司法选择

在当事人没有达成管辖合意的情况下，一国法院裁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是否会造成司法管辖权冲突，如何理解专利权地域性、专属管辖与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关系，如何确定一国法院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根据，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厘清和解决。纵观域外司法实践，主要司法辖区依据不同管辖根据确立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在借鉴域外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我国统一各类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民事案由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降低更密切联系的要求，修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审查标准和法律后果，以及完善管辖权异议规则，为实质性解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争议贡献中国司法的理性和智慧。     

专利诉讼“权利救济实效”的实证分析——兼评中国专利法修订的成效与未来

我国专利权司法保护的权利救济实效,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也是近两次专利法修订的焦点问题.对北京地区2004-2011年各中级法院专利侵权诉讼318份判决书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司法实践赋予外国权利人“附条件的超国民待遇”.其获赔率更高,诉讼费用负担合理,但诉讼周期冗长,形成“讼累”.专利侵权损害证明困难,“法定赔偿”在实践中几成惯例,逐渐远离“以权利人实际损害为基础”的客观主义立场.专利权损害赔偿的司法判定呈僵化趋势,权利救济整体效率低下.回归分析显示,第三次专利法修订提升“法定赔偿”上限的改革,并未被司法实践吸收.“加重赔偿”立法取向,对专利权司法救济实效影响甚微.应内外之需,第四次修订应创造条件,立足客观主义赔偿原则,围绕权利人“信息获取权”,捋顺损害赔偿的取证、举证和证明标准问题.“加重赔偿”应在权利人“实际损害”基础上“加重”,才有望提高专利诉讼权利救济实效.     

侵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遵循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理,借助比较法之研究方法,围绕侵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与数额计算、侵害行为的诉讼时效及被许可使用人诉讼主体资格等具体问题全面阐述了作者的见解,并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双碳”目标下气候变化诉讼的路径选择

气候司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基于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全球性、累积性、科学不确定性,可以推导出气候变化诉讼目的的公益性、手段的风险预防性及其诉讼路径选择的政策性。在中国现有环境司法框架中,环境侵权诉讼对气候稳定权益的公益性定位出现偏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尚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形力所不逮。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益,制度初创即将“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纳入救济范畴,是构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制度的适宜载体。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变化诉讼制度,还应从优化责任承担方式、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适度扩大受案范围等方面予以必要调适。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程序设计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自身特点，但终究还是属于民事诉讼，故其程序设计应在此特点下遵循四个基本原则：1．既注意程序的特殊性，又保持程序的安定性；2．在实体权利处分上，既要体现国家干预，也要兼顾私法自治；3．在程序权利设置上，要注意保持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平衡；4．遵循节制原则，实现司法手段与行政手段协调运作。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资格及衔接关系实证研究——以《民法典》实施后第1234条、第1235条适用为视角

通过归纳分析典型案件可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资格模糊属性以及相关立法规范的缺失，是《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所涉“国家规定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组织”在司法实践中陷入困境之根由。为此，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对诉讼主体资格认定、顺位规则等核心规范予以明确。具体言之，未来我国应当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之间存在衔接关系，增设市地级(包括直辖市所辖区县级)以下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或机构作为诉讼主体，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逐步建立“行政机关—环保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四位一体且逐层递进的诉讼主体结构，以此最大程度发挥诉讼主体之合力。     

美国等同原则的“消亡”对我国专利侵权诉讼的启示

等同原则作为专利侵权判断的原则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迅速消减,取而代之的是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原则.现有研究表明,这一现象与原则重置、替代理论以及即决判决有着密切的联系.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对美国专利诉讼中等同原则消亡背后的机制和原因及我国专利诉讼的有关制度和司法实践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我国专利诉讼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完善提出建议.     

专利陷阱识别与规制刍议

专利陷阱是指投机性的专利主张实体通过收购问题专利等手段,向专利技术的实施者提起诉讼或以诉讼相威胁,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的许可费或侵权损害赔偿金.应当对专利陷阱加以准确识别,以便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美国法律规制专利陷阱的经验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可以从完善专利法律制度、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企业积极应对专利钓饵等方面形成合力,以有效抑制专利陷阱.     

应对专利操控实体(PAEs)的难题与政策规制

正一、引言美国的司法诉讼一向是个相当昂贵而且耗时的程序~1。在知识产权领域,这样的现实加上若干法院至少在统计上倾向对权利人给予有利(例如颁发禁制令injunction)或是高额的损害赔偿判决,这自然让权利人会产生更高的积极性来采取维权措施~2。这样的状况也让一些人嗅到了商机,采取了直接以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的维权或是诉讼威胁来作为图利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专利蟑螂"或"专利流民"(patent trolls)的产生。鉴于这类运营者事实上并非百恶不赦,全无是处,美国政府最近已经改以较为中性的"专利操控实体"(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PAEs)相称。     

专利侵权之许可费损失赔偿研究

在同一侵权行为的不同侵权部分分别导致了利润损失与许可费损失的侵权状态下,后者作为专利侵权的损失形式之一,应以现实财产损失的形式被纳入损害赔偿范围,并与利润损失并立构成完整的侵权损失.我国现行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体系中的每一计算规则均独立地用于计算出整体的侵权损失,对于权利人分立于利润损失之外的许可费损失,损害赔偿体系未在整体侵权损害中明定,亦未将其区别于利润损失予以分别计算,合并赔偿.据此,未来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明定并计算许可费损失,以此实现完全赔偿原则.     

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金计算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损害赔偿是专利侵权最为重要的救济方式,是整个专利激励机制的重要制度因素。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则是专利诉讼的重点和难点,过度或不足的损害赔偿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良影响。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及第一专利大国,具有丰富的专利司法经验,其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和方法对我国专利侵权赔偿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垄断协议与专利许可交叉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交叉问题一直是司法机关在审判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如垄断协议行为与专利许可行为的交叉在司法实践中就较为典型。垄断协议案件的一般分析方法为"合理原则",但由于专利自身具有垄断性,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在判断标准上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国在此方面的审判经验非常有限,结合美国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分析方法和考量因素:第一,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审查应适用"合理原则";第二,在专利许可的反垄断审查中,专利权人的合理回报应当得到适当尊重;第三,对专利许可协议应当进行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第四,专利联营的积极作用应当得到肯定,但也有可能限制竞争。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享有的请求权类型限定为停止侵害等“不作为之诉”的解释立场,值得商榷。通过梳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发现,私益诉讼理论浸润、制度功能认知偏差和诉讼程序障碍,乃是最高人民法院拒绝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本缘由。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功能应定位为“威慑——补偿”二元结构。在“威慑”与“补偿”功能实现路径中,单维度的“不作为之诉”难以胜任,而损害赔偿请求权则能很好地担当这一角色。在“最优威慑”情形下,均以威慑为导向的损害赔偿与行政罚款之间可以替代适用;在“威慑不足”情形下,二者的“合作规制”则是切合实际的选择。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损害赔偿请求诉讼程序障碍上的担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可以消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

由于受“重刑轻民”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存在较大缺陷及不合理之处,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相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发展,有必要适时地对这一程序制度进行修改,使之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充分体现诉讼效益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从我国的司法现状出发,以全新的视角分析了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司法理念之冲突、制度设计之缺陷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合理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关制度的设计理念,提出了构造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现状且便于操作执行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政策之改革

随着新一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引入，市场竞争和行业诉讼日趁激烈，不仅引起了司法和立法层面的关注，也掀起了新一轮的标准知识产权政策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措施的限制。对禁令的限制程度，与标准组织矢口识产权政策设计的目的、FRAND许可义务的理解以及禁令限制的基础性条件紧密关联。业界各方提出了禁令政策改革的不同建议，尽管仍存在较大分歧，但已经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实践产生影响。     

论FRAND承诺的性质及其价值

FRAND承诺是标准制定组织为专利权人创设的一种普遍性的义务.一方面,标准制定组织通过创设这种义务可以避免自身卷入具体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另一方面,这种普遍性的义务能够为标准实施者提起诉讼进入司法解决通道提供一块“跳板”,为标准实施者提供了请求的依据.FRAND承诺的价值不在于直接确定具体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而是通过FRAND这样模糊的表述使得标准制定组织、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都能够实现利益寄托.当发生纠纷以后,FRAND能够为纠纷的解决提供原则性的指导,但司法机关无法直接依据FRAND原则确定具体的许可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需要法院在个案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而将抽象的FRAND原则具体化后才能够确定.     

论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认定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生效实施以来，司法机关依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启动追赃诉讼的司法实践并不理想，主要问题在于该程序在立法设计上存在一定缺陷，相关司法解释未能全面领会把握该项立法的本意，并在诉讼证据标准等方面的司法认定上设定了程序性障碍。本文试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受案范围受到限制、立法未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参与诉讼权利、严格的刑事证据标准导致多数追赃案件无法启动特别程序、我国法院作出的没收裁决难以在外国得到有效执行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司法认定中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立法和司法完善的意见，包括对“逃匿”情形作立法和（或）司法上的扩大解释；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中参与诉讼的权利；完善公告境外送达的司法协助程序，健全我国生效的没收裁定在国（境）外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刑事司法协助诉讼机制；证据标准参照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慎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     

关于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建议——以德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die dreifache Schadensberechnungsmethode”为参照

如何确定知识产权侵权的损害赔偿额,始终是司法实务中较难处理的问题。损害赔偿得不到合理解决,就如同只开花不结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亦无法达到效果。纵观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我国实体法上主要确立了四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即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专利许可费的合理倍数,以及法定赔偿。但面对实务中纷繁复杂的情况,这些规定仍有些过于原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