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所检察视野下的罚金刑执行困境及出路

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被广泛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罚金刑得不到有效执行,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将罚金刑执行的监督职责赋予给了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一定要适应形势,找准其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积极获取监督信息,找准监督内容,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监所检察部门也要完善自身机构,把监督触角前伸,规范法院对罚金刑的判处,在减刑假释中加强对罪犯财产状况的调查,保证对罚金刑执行监督的不缺位。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我国监狱行刑法律之完善

要使党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我国监狱刑罚执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对我国现行监狱行刑法律进行重新审视,并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给特定罪犯(累犯等)以假释机会;允许女性罪犯可以携带两周岁以下的子女在监内服刑;对服刑期间又故意犯罪的罪犯处刑时要"从重";构建完备的赦免制度;完善对罪犯违纪行为的处罚;明确罪犯在狱内行使权利的范围;对无期徒刑罪犯应主要实行假释,除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予以减刑等.     

人大监督监狱执法工作的路径探析

正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我国监狱机关在对狱内服刑罪犯实施刑罚的过程中行使一定的执法权力。在执行刑罚的同时,还对狱内服刑罪犯实施教育、矫正、改造和管理等具体执法行为或活动。监狱的高度封闭性和刑罚执行的特殊性,使得监狱执法权力在一个与正常社会严格隔离的环境中运行,如果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监狱执法权力易被滥用或怠于行使,从而导致执法不公和执法权力异化,最终造成狱内服刑罪犯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或受损。实践中,因监狱执法行为所引发的投诉问题,     

狱内罪犯交叉感染与重新犯罪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提高改造质量,预防重新犯罪,是监狱机关追求的重要目标。但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监狱仍存在着"黑染缸"、"传习所"的问题,部分刑释人员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与服刑期间罪犯间恶习的交叉感染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探讨狱内罪犯恶习交叉感染的现象及成因,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减少狱内罪犯的交叉感染,是当前监狱工作亟待解决的课题。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三减刑假释:是厚此薄彼还是宽严不公?

对于“减刑、假释”,到底仅仅是国家对于监狱服刑人员的一种“刑事奖励”还是“罪犯权利”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争议。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中,都对有关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和办理程序作了明确规定,而且从每年都有数十万人获得减刑、假释(约占监狱服刑人员的三分之一)的事实来看,无论说它是“刑事奖励”还是“罪犯权利”都并无不可,至少二者之间是一种包容关系。     

完善看守所减刑假释制度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苏南通地区看守所服刑罪犯减刑假释情况的调研

司法实践中,看守所服刑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存在不规范甚至混乱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此类罪犯减刑假释问题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刑法规范。因此,从统一看守所减刑假释案件呈报程序以及行政奖励标准等角度入手,规范看守所减刑假释工作乃应有之义。     

减刑可否撤销问题的思考

减刑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是刑罚矫正功能的变通实施方式。目前,减刑裁定作出后,罪犯故态复萌的现象大量存在,成为监狱管理的难题。以成都市服刑人员冯某减刑裁定被撤销为例,分析减刑裁定的不可撤销性,提出应对罪犯改造滑坡现象的制度对策。     

减刑庭审实质化的必要与可能——从减刑是罪犯的权利说起

减刑制度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国家恩惠,同时也是罪犯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当前的减刑案件庭审受减刑"奖励说"理念的影响,庭审流于形式的现象十分突出。推进减刑庭审实质化,需要转变减刑制度的设计理念,构建国家权力与公民犯罪人权利的基本平衡;在推进维度上,实现案件类型从"给予减刑"到"撤销减刑",审理内容从"确有悔改表现"到"不具有悔改表现",审级制度从"一审终审制"到"二审终审制"的转变;在机制展开上,突出刑罚执行机关对审判机关的配合,将泛化的检察监督转化为具体的诉讼职能,重塑执法主体之间以"审判为中心"的配合、制约机制,以打破封闭的权力结构。     

构建现代监狱警务机制的思考

按照"形势倒逼","问题导向",为解决监狱工作中存在的体制机制不畅、信息不通、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提高监狱治理能力和罪犯改造能力等内在发展愿景,构建现代监狱警务机制是监狱工作方法重新的重要途径被重新摆在监狱工作的议事日程上。     

我国减刑程序的缺陷及其完善——以听证制度的构建为切入点

减刑、假释关乎刑罚的执行实效,理应受到重视。孙小果、郭谋思等案件,充分暴露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减刑、假释分为提请和审理两个程序,提请程序存在程序不透明及缺乏外部监督的问题,表现为被害人、社区居民不参与报送,公示受众范围有限等。审理程序存在行政化审批倾向,表现为法官不了解罪犯的改造情况,法院书面审理时,案外人和社区机构参与的程度低,缺乏公开监督的渠道;开庭审理时,常常流于形式而缺乏对抗,以及公示制度不完善等。减刑、假释听证制度相比书面审理、开庭审理均具有其优越性,因此,可构建听证程序,从申请主体、听证人员参与范围、听证结果的公布三个方面入手并进行细化,以期破解上述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