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比较法研究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源于英美法系,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证据突袭"、保障人权、确保审判程序的公平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目前许多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均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增加了关于证据开示的相关规定。但有关证据开示制度的概念、渊源、价值和比较法研究方面仍很模糊。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研究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对某一证据进行调查的结果能够作为对立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共通的证据资料予以利用。证据共通原则细分为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两种基本类型。证据共通原则确立之基础是自由心证主义,因为自由心证主义不仅强调受诉法院自由地进行证据评价,也要求受诉法院对于同一事实应形成同一心证。根据证据共通原则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程序一旦开始,即不允许当事人随意撤回其证据调查申请。为确保辩论主义所固有的防止突袭裁判之机能能够充分地实现,证据共通原则尤其是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在适用上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在当事人的防御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的情形下,受诉法院根据证据共通原则认定案件事实才具有正当性。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构建路径之探讨

证据开示来源于英美法系,是当事人诉讼程序中与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相配套的重要制度,已被西方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一项国际诉讼准则。自96年刑诉法实施,我国刑事诉讼审判方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模式有关因素,重新配置控、辩、审职能,形成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的新型抗辩式庭审方式,作为与抗辩式庭审方式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法律视野并受到了广泛认可。随着08年律师法、12年刑诉法中对刑事证据出示规定相继出台,证据开示再次上升为刑事诉讼领域讨论的热点,成为我国亟需建立的重要刑事司法制度。本文在概述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现状及缺陷进行一系列探究,以期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是在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但却没有设置与对抗制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不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效率的价值目标。为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刑事诉讼立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探讨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对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刑事证据制度比较论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内地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在法律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分别秉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混合折衷主义诉讼制度之精华，形成了各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两岸四地的若干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据证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为内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我国学术界、司法界和立法机关的关注和认同。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类似于证据开示的制度,但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本文在概述证据开示制度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提出新的思路和设想。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流行的证据展示制度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确定 ,它能使辩护制度摆脱困境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对我国证据展示的原则、范围、程序设计以及制约因素提出见解。     

从法定证据到公开心证——民事诉讼中发现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之间的历史抉择

证据裁判主义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以探明案件真相的同时抑制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在不同时代,受当时认识水平与诉讼制度的影响,人们针对上述的问题作出不同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可以视为一种从法定证据到自由心证的过程。在现代民事诉讼中,传统的自由心证已为更具合理性的公开心证所取代。当前我国法官判断证据的原则可以视为是一种"类自由心证",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在恢复传统自由心证精神的同时,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开心证支持体系。     

论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当今社会自由心证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刑事诉讼制度,但在我国它至今仍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而遭拒绝,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形而上学理解而产生的偏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证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证明过程的法律限制这个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矛盾,它既遵循了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赋予法官在判断和运用证据的理性思维活动中的充分主观自由;又适应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把形式证明过程纳入规范、文明的程序之中.消除成见,重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和借鉴自由心证是加速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科学化的必须.     

法国刑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法国刑事证据自由原则,即将证据能力与证据形式作一清楚切割,允许通过任何形式证明犯罪事实。证据形式自由与证据评估自由及法官依据内心确信裁判的伦理责任一道构成自由心证制度体系。法国证据自由原则历经古典时期的萌芽、中世纪的式微、法国大革命的确立及现代发展四个阶段。法国确立证据自由原则的合理依据是刑事诉讼的特殊属性、提高打击犯罪效率的需要及揭示案件真相的要求。合法性及正当性是对证据自由原则的限制。法国通过立法及判例规定了对主要取证手段的限制,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搜查与扣押、电信截听及诱惑侦查。程序无效制度保证限制的有效性,通过程序性制裁形成威慑力。正当性的灵活性及程序无效的偶发性使得法国在刑事证据上从加强“限制”重回“自由”,达成新的平衡。重视“实体真实”始终是法国刑事司法最为核心的价值,这不啻为中国当前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提供新的启发。     

论美国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

<正> 当事人主义是我们对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结构(或称诉讼模式)的一种概称。从哲学的角度看,诉讼结构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也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不同的诉讼结构体现了不同的诉讼原则。因此,研究美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原则。一、当事人主义的含义及其由来当事人主义是指刑事审判活动依据控诉方和被告方的主张和举证而进行,法官(包括陪审团)处于居中公断地位的一种诉讼结构。在这种诉讼结构中,法庭的审判活动是以控诉、     

无罪推定原则在证据法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是基于人生来无罪、也无犯罪基因这一常态而作出的一种假定。刑事诉讼程序是以证据为依据的动态逻辑证明过程并以证据为核心构件,因而,无罪推定原则在证据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在证据法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具体规则：证据裁判主义、非法证据材料排除规则、无罪推定原则支配下的刑事诉讼证明与无罪推定原则下的证明责任。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之建构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概念。尽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与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于证据开示性质的规定,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却并没有建立。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应否建构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及如何建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荷兰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法律基石

荷兰刑事司法受到了现代人权法律的深刻影响。在荷兰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权利保障主要依据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人权条约以及相关国内法。荷兰刑事诉讼程序运作体现了对人权的真切关怀：荷兰签署加入了多部国际公约和欧洲区域公约,国际条约、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都对荷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法体系中,荷兰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权利保障。荷兰的法院、检察机关组织运作体制和诉讼制度设计较为完备,保障了诉讼参与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检察机关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参与其问的侦查法官则对检察官和警察的侦查权形成了有效制衡。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整体而言,荷兰审前程序权利保障的体制属于适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审判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体制则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日本于2004年制定《裁判员法》,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国民参与的裁判员制度。虽然裁判员制度的引入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它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更为重要。裁判员制度不但带来日本刑事诉讼理念———当事人主义的回归,还给日本刑事司法的实务运作带来划时代的制度变革。考察日本裁判员制度,对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乃至刑事诉讼程序不无裨益。     

从“应当如实回答”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使其在刑事诉讼中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从承认和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将促使现有的刑事诉讼结构转向以平等对抗为基础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并为“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改革提供契机，此外，还有助于进-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刑事证据制度。     

试论我国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其理论根据

审查判断证据原则事关重大 ,具有证据制度乃至诉讼制度的旗帜性。民诉、行诉司法解释对此已有界定。应顺应历史潮流将以合理心证主义、证据裁判主义与法定证据规则相融合 ,将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发现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相融合作为立论的根据     

司法现代化视角下以证据为中心刑事指控体系的构建及配套机制保障

在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从司法现代化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冤假错案的客观要求。在司法现代化视角下,应当更新刑事司法理念,以现代法治意识和诉讼观念指导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构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以司法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全流程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同时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民事证据裁判原则”辨识

证据裁判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原则。受刑事诉讼法理论的影响,证据裁判原则也在民事诉讼中被人们所提及。但基于民事诉讼的特定语境——民事纠纷性质、实体法属性、纠纷当事人关系、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特定性,证据裁判规范的要求就具有了与刑事诉讼法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例外情形、原因及发生机理也有所不同。基于民事案件事实揭示的机理和民事诉讼法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作为原则的意义和地位远不如刑事诉讼。对于如何认识证据裁判的规范地位和意义,无论是民事证据规范文本的规定,还是人们对例外情形的认识,都存在着一些误识。误识的主要原因是脱离了民事纠纷的特性,按照公法思维而非私法思维去认识证据裁判的意义。文章就此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认定而言,更重要的是自由心证原则。     

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制度须进一步完善

正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施行以及相关法律解释的出台,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终于有了较高位阶的法律依据。一方面,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可以简化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程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执法程序的依据是行政法,而刑事诉讼程序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和程序的要求更高,证据转化制度将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有可能导致规避刑事诉讼法的风险。因此,将刑事证据的转化纳入法律的调控中,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