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及其实现机制

近年来，乡村治理中的制度与实践创新十分活跃，弹性治理即是实践创新的一种形式。乡村组织通过双轨制村干部、灵活的项目运作和柔性的政策处理等实践创新，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有效吸纳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了良好的乡村治理。弹性治理之所以可能，源于动员机制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弹性治理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限度，这要求人们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既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策略主义地执行上级政策，而是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要求下寻求政策执行与实践创新之间的平衡。     

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理论阐释与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由此,财政亦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是发挥农业农村公共属性和正外部效应的基础,是协调农村中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以及社会公共需要之间矛盾的基本机制,是乡村振兴各要素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和有效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发挥财政对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需要建立现代的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乡村治理中中央与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建立财政涉农资金的现代预算制度,完善农业农村税收优惠政策。     

探索乡村治理的“五治融合”新机制——基于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的调研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不能仅限于产业、行业和地域性发展的技术层面,还应体现在深化乡村的基层治理上。为此,一定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乡村治理中情、理、法逻辑结构与耦合关系

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是消弭乡村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而情、理、法是进行乡村治理，调和各种矛盾的重要基础。故要对乡村治理与情、理、法的概念进行厘析，对情、理、法在乡村治理之中的内在逻辑进行阐述，重新审视乡村治理中情、理、法的辩证关系，精准把握对其的运用尺度。在坚持“情、理”服从于“法”的思维之基础上，培育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诠释现代之“法”的技能，以构建起“法”与“情、理”相协调的法治体系，实现情、理、法三者的耦合关系，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意蕴及时代价值

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结合我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勾勒的宏观框架和有效路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了自治化矛盾,法治定纷争,德治润人心的作用。自治是治之本,法治和德治是治之道并共促自治,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治理架构和运行逻辑。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振兴,巩固国家治理的基础,打造平安乡村的必然要求。     

实践场域中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调查

村民理事会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等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村民理事会的发展程度、承担的职责范围也存在差异。总体来看,村民理事会在提供自治平台、推动乡村基层自治、兴办公共事业、助力乡村社会建设,协调村内矛盾、维护乡村和谐风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政策定位较为模糊、资金来源不稳定、职能权责受限等问题,亟需从加强政策引导、明确机构定位、提供资金支持、保证资源供给、完善组织建设、实现规范运行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场域现代化。     

现代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转型乡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建与机制创新问题探讨

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组织基础,同时社会管理又必须呼应国家治理的时代诉求。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依存的文化与组织基础解体,管理机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由此,必须在充分解析当下国家治理诉求与乡村治理逻辑的基础上,重构管理的社会与组织基础,建立起"多维、复合式"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应对转型乡村的稳定发展诉求。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解决农村社会矛盾

农村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管理需要重点解决的社会矛盾是:农民增收困难,负担反弹;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益被侵害,利益受损;农村环境恶化,乡村社会治理不到位。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包括: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维护农民的权益;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加强乡村治理,发展农村社区服务管理体系。     

论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沟通——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为例

有效沟通是乡村善治的客观要求和主要指标。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催生了乡村治理的再次变革,村民议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基础上一种新开端。从实际运行来看,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村民议事会事实上成为农民利益的实际代理人,成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矫正者,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者。为了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必须保障主体权益,明确村民议事会的法律地位,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疏通沟通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村民各种组织的作用,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建构健全的网络体系;完善沟通机制,进一步形成政府"掌舵"和农民"划桨"的合力,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图景、困境与路径

优秀农耕文化积淀了我国上千年乡土社会的智慧和经验,对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仍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及社会效益。把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不仅能凝聚乡民情感、指导农业生产、丰富乡村精神生活、塑造文明乡风、推进乡村社会德治,还有利于巩固乡村社会治理的心理基础,塑造社会价值共同体,聚合多元社会力量,达成乡村社会善治目标。为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以城乡融合为视角,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三治"融合为框架,厘清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勾画深度嵌入的图景,化解有机嵌入的障碍,构建高效嵌入路径,这既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建设的需要,也是乡村社会德治能力提升的必然。     

试论乡村治理结构在政治机制上的根本转型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期,其中,现存的亟待转型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村社会最大的深层矛盾.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在于能否实现乡村治理结构的根本转型.实现"机构转型",摆脱"双重误解",构筑"多元支撑",深化"村民自治",走向"地方自治",努力实现乡村治理结构的根本转型,在政治机制上走向乡村治理的新格局,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新农村建设视阈下乡村治理机制的调适与构建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而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困境与矛盾,客观上迫切要求构建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多元化治理机制。改革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乡村间关系;激活乡村民间力量,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     

"本土化人才危机"与乡村基层治理困境——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村治状况、问题的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指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走入困境,是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机"所致,并初步解析了乡村人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乡村人才成长制度、村干部选任制度、乡村利益分配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制度";从而提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政治)重构的内容,推进基层民主并没能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中日逾凸现的矛盾和难题.目前农村社会的改革问题实质上是乡村基层的社会重构问题.化解农村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有序重构乡村社会组织以实现与国家重构的良性互动,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党建+商会”:乡村权威再造与秩序重建——以中部地区水镇为例

乡村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村秩序面临多方挑战,如何重建法治社会乡村秩序成为重要研究命题。乡村权威对乡村秩序的维系和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层政府在自身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再造新生权威,不失为创新之举。"党建+商会"模式契合了当前我国乡村的治理情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将其进行制度化吸纳是化解风险的路径选择。     

选准用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带头人

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同样如此。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善治水平,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乡村治理却面临诸多问题,如贫困村后期乏力、村组织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的队伍建设不到位,强人难选、能人难留、人才难引、力量难聚等。当前,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在构建和完善乡村治理的队伍体系上下真功夫出真招。     

乡村治理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重大战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乡镇政权的权责设定、资源配置、基层工作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失衡等原因,致使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面临权力有限与责任无限、治理资源有限与群众需求无限、治理能力有限与治理风险无限的张力以及治理资源投入增加与基层政府公信力下降、硬治理强化与软治理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等困境。因此,需要推动乡村治理资源从错配向适配转变,从变革乡村治理思维、增强乡镇政府权限、丰富基层治理资源、完善乡村治理手段、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等方面施策,以实现消解乡村治理困境和重塑乡村治理格局的目标。     

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之道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乡村治理既要适应现代化进程,融于国家治理的大体系中,又要维系乡村现有秩序,保持乡村社会的独特性。面对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境,如乡村社会的离散化、基层组织和社会整合能力变弱、礼治与法治冲突、乡村发展缓慢等,必须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共治与善治,促使礼治与法治的共生融合,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繁荣美丽。     

论乡村社会的私人性治理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型,呈现出干群关系“脱嵌化”、乡村治理去政治性、去规则化的三重特征,这表明了乡村社会中私人性治理的到来.要理解乡村治理逻辑的转变,务必将其放在税改这一制度性背景之下,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社会私人性治理的外在动因,治理责任的丧失成为了私人性治理的内在动力.私人治理不仅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把乡村引入了趋于陌生化的社会.     

乡村治理中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了治理的概念，治理理论也被延伸于农村社会建设。然而，现实情况一方面是乡村治理局面的兴起，另一方面是乡村治理的发展遭遇困境。组织体制关系的模糊、农村利益阶层组织化程度低下、城镇化带来农村精英的外流、不良债务的困扰等成为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障碍。探索乡村治理发展的途径，消除治理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是推行乡村治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