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的河长制研究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制度,要突破对制度本身的简单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和模式的盲目迷恋,回归中国现实情境对其治理图景进行整体性认识。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两个维度对河长制进行整体性分析:河长制通过首长负责下的跨部门协作、自上而下的地方领导分级分段包干、上级行政协调下的跨行政区协作分别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以及跨地区治理力量的协调和整合。这种治理整合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它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契合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政治传统、内生于既有环保问责制、植根于部门分工的分散管理体制以及受制于分级负责的属地治理体制等。河长制在实现治理整合的同时,受制度环境的结构化制约,也面临着内卷化危机,包括部门碎片化重新生成、河长制的选择性执行以及地区分割难以消除等。未来,河长制应该基于中国现实情境和治理需要进行完善创新,包括推进河长制法制化、建立完善跨部门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考核、激励及督察制度、积极吸纳体制外力量参与以及建立完善基于政治民主协商的流域利益补偿机制等。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基于话语分析的河长制治理机制研究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流域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保障国家河流水资源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场域都通过话语这一基本形式得以建构。从话语建构角度看,在流域河长制治理的具体场域中,影响河长制治理绩效的关键要素包括宏观的制度规划、微观的执行保障、横向的部门协调、纵向的层级联动。在顶层设计上兼顾河长制治理政策的统一性和变通性,在分层对接时加强河长制实施的奖惩激励和资源保障,在部际协调时妥善处理好理性行为整合问题,在府际沟通中更加注重政策信息资源的流动互换,是提升河长制治理绩效的理想路径。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不信任建构

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城市居民公共参与的中观考察:以上海X区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公共参与是社会各种群体和组织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参与政府管理和公共治理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公共参与的有序化、高效化和制度化;而公共参与机制的完善,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本文基于上海X区社会实践中公共参与活动的中观考察,分析多元主体下实现社会良善治理、通过协商达致最大共识的途径和方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坚持和不断发展。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责任主体,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框定了基本原则,也为政府治理创新明确了基本走向。以政府治理创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建设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型政府、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政府,完善制度供给与公共政策执行,既是政府治理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和有效保障。     

论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遵循一定的治理价值取向,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规范、支配和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宏观上统筹各个领域治理,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国家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方式多样、过程多向互动、结构稳定平衡、价值多元等特点。国家治理能力既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绩效,也间接影响着国家的综合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国家治理法律法规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方式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用科层反对科层”:河长制的运作逻辑、内在张力与制度韧性——基于上海市秦镇的实证分析

通过“用科层反对科层”的方式打破原科层制组织存在的平级协调困境,从而解决河道治理的低效甚至无效问题,是基层政府在治理水环境问题时所采用的主要措施。在此治理过程中,科层组织内的平级协调关系被层级压力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了水环境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但重构的科层治理体系也形成了新的内在张力,即“块”的协调手段缺失、“条”的工作积极性衰减和基层社区工作的碎片化等。重构之后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在将平级协调矛盾转换为层级治理压力时,也将治理任务转移到了科层体制之外,从而维持了科层体系的运作,形成了一定的制度韧性。     

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探析——以国家治理视角的考量

国家审计因其内生的监督评价职能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和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前提是基于国家公共财政治理的各项制度本身的合理安排和良性互动。多年来出现的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现象,说明基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对某省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的分析表明,"屡审屡犯"背后的根源是政府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审计管理制度、政府预算管理配套制度均存在自身局限。要治理该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完善政府预算制度、深化改进预算执行审计、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寻求对策。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     

党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优化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有效运行。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党政体制改革,是着眼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的大背景下,以治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为视角总结党政体制改革经验,可以启迪我们不断优化今后的党政体制改革路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