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性别文化视角下的女性教育问题:水族个案

本文以水族为个案,结合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求少数民族性别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妇女的影响。水族传统性别文化以婚姻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为依托,在相应的劳作分工中,对女性角色进行了规范和定义,女性在家庭内部处于弱势地位。传统性别文化的性别角色定义影响了家庭对女性教育价值的判断以及女性对自身教育价值的认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教育不平等问题在女性群体间的代际流动,影响了现代水族女性教育机会的获得。     

透视流动家庭:文化规范与生活实践互构下的性别秩序

乡城流动给卷入其中的个体和家庭带来家庭理念与生活实践层面的冲击。本文将其置于家庭主义的文化框架之下,透过劳动性别分工和夫妻权力关系探究流动家庭性别秩序的重构。基于质性资料分析发现,"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是统合流动家庭成员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础,而女性的性别化妥协表现为母亲屈从的主导与妻子妥协的相辅相成。传统性别分工一再被突破,家庭经济策略成为理解打工夫妻性别分工的重要线索。女性主体性的提升是夫妻权力关系得以改变的关键,男性以既有排斥又有接纳、既有对抗又有合作的不同方式予以回应。传统文化规范与日常生活实践彼此互构,性别秩序在不断妥协、坚持与再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得以重塑。     

老病新医:近代中国乳腺癌的治疗变革、知识传播与社会认知

乳腺癌是一种女性容易罹患的恶性疾病。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初,外科手术的安全性和疗效有限,中国人"不敢损伤身体"的传统观念影响西医侵入式疗法在中国的推广。传统中医在乳腺肿瘤诊疗方面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仍在发挥作用。西医治疗手段要被中国民众接纳,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嬗变,特别是传统身体观念的突破。20世纪30年代后,伴随对"乳房"的关注和各种渠道对于乳腺癌知识的传播,部分民众建立起乳腺癌"早发现,早治疗"的意识。加之手术和放疗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逐渐为民众接纳。但在中国不同地区,乳腺癌认知和治疗依然呈现巨大差异。近代中国乳腺癌的治疗变革和知识传播接受,为理解当代中国癌症防治的成就和局限提供了历史视角。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让妇女回家”

在围绕"让妇女回家"的争论里,男女之间的差异和平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从表面看,"让妇女回家"是关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但它隐含了女性与家庭权力,女性与私领域,以及女性与性别本质等多个层次的问题.从社会性别角度解析"让妇女回家",表明其本质还在妇女解放.     

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

文章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有助于削弱农村人对姓氏继承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念,但并未动摇财产继承这一最核心的父系家庭制度,而且外出务工对姓氏继承观念和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在女性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认为,进城务工对农村人传统性别观念的削弱作用表现出由表及里、逐层推进的特点;作为传统性别观念的既得利益者,农村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很难发生与女性同等程度的转变。     

近20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纵向考察了近20年来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及特点。结果发现,性别观念总体上趋于现代与平等,但在社会分工与文化规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等性别分工观念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而在子女姓氏及财产继承等文化规制方面则渐渐摆脱传统的桎梏。相比而言,城镇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为现代,农村男性的性别观念更为保守;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现代;但是,性别观念并未随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而得到相应的提升。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

文章使用2000年和2010年两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研究了10年间中国人的性别观念的变化。研究发现,从这两个维度看,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而且,如果将世代更替对性别平等的积极作用排除在外,实际上同一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在10年间的倒退要比表面上看来更加严重。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并不是局限于某一群体的特殊现象,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普遍现象。相比而言,年轻世代、女性、居住在农村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的性别观念向传统回归的速度较快;而年长世代、男性、居住在城市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向传统回归的速度较慢。结婚生育是导致年轻世代的性别观念快速转向传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年轻人的性别观念向传统的快速回归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女性发展——对湖北高校知识女性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

从湖北省高校知识女性的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情况看,高校知识女性在专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对此,要摒弃传统性别文化和社会偏见,建构一个有利于知识女性发展的性别文化和社会环境,以推动知识女性社会价值的充分实现。     

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性别鸿沟: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思考

男性和女性在所掌握的政治知识的地理区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对全国和全球的政治知识有更多的关注,而女性掌握更多的地区政治知识。通过使用2008年美国芝加哥地区研究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政治知识中的性别鸿沟是显著存在的。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层面,在研究性别与政治知识、政治参与的关系时,必须充分重视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知识的国家/地区层面的差别;另一个是社会治理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层面,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女性在地区政治知识上的比较优势,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     

西方青少年性别社会化的研究进展

性别社会化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在于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塑造与传递。社会结构不但把性别规范作为性别社会化的目标,同时也通过家庭、同伴群体、媒体等各种社会因素来塑造性别社会化。影响性别社会化的深层结构是经济生产领域中的性别分工秩序。工业生产型社会向服务型经济社会的转变,促使更多妇女进入服务业,并影响了男女性别的分工秩序。因此,来自职业社会化的性别无差异研究,开始挑战性别社会化对于性别社会差异的强调。     

妇女易感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原因探析及对策建议--基于广东的调查

艾滋病(AIDS)的传播是一个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问题。本文基于广东“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调查,从社会性别和性文化的独特视角,分析研究妇女易感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原因。指出防范艾滋病向妇女群体蔓延是当前阻断艾滋病向一般人群快速传播,提高防治工作有效性的重要环节。     

论我国基础教育的性别公平

自从1986年实施《义务教育法》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男女两性不仅享有法律上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且实际的受教育机会也日益平等。但是,在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基础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基础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新的问题也在基础教育领域不断出现。本文采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数据,从基础教育的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内容以及教育结果三个层次上来讨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性别差异,力图从教育公正以及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说明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在贫困农村地区和流动人口中,相当数量的女童的受教育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本文建议,要从政府、家庭以及教育系统本身着手消除基础教育体制、观念以及内容上的性别差异。     

无法分隔的公私领域--以下岗女性为例看职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交织关系

传统理论将家庭视为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等"公领域"之外的私人领域,是一个整体和独立的研究单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中的男性统治是广大的男性权力的一部分.通过对4位下岗女性的分析,本文力图揭示,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职业地位有着种种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女性的家庭地位并不是凭空而来,它和其他领域,尤其是职业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女性的较高家庭地位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对女性的发展和劳动性别分工有较强的建构作用.     

从GPI看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

消除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是提高妇女地位的必要保证。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如果不考虑城乡和地区因素,中国初等教育(小学和初中层次)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近乎消失,教育性别差异突出地体现在中高等教育层次。中等层次(普通高中、中专、技校)的教育中持续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且这种差异的削减速率相对平缓。就高等教育而言,两性之间的差异在总体表现出快速削减的趋势,但在女性中,有较大比例者接受的是较低层次的高等教育。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试析新桂系政府对广西疫病的应对

20世纪30、40年代新桂系政府对疫病防治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不仅比较有效地防止疫病的发生和扩大,直接保存了劳动力,促进广西医疗卫生和医疗教育的发展。而且还完善了当时广西卫生防疫机制,扩大了政府职能,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政府的理念。然而由于防治物资缺乏,社会动荡等原因,新桂系政府对疫病的防治能力仍然很有限。     

第三产业发展中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失落

本文对第三产业发展进程中女性地位受到的双重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一方面,第三产业中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为高素质女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为农村女劳力的转移和城镇下岗女职工找到了再就业的出路。另一方面,大量女性在第三产业中的职业下沉和发展初期出现的社会保障盲区也造成了她们社会地位的下降。文章认为,应该用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第三产业的性别分工;以人为本,树立现代服务意识;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职业声望;加强职业培训,提高第三产业从业者的职业素质;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鼓励更多的女性向高层次的第三产业流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女性解除后顾之忧;让第三产业成为提升女性地位的积极力量。     

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的性别歧视——以异性性交往传播的防控为例

艾滋病蔓延已成为中国大陆的一大社会问题。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努力进行预防和控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从社会性别视角看,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中也存在着种种性别歧视,尤其在异性性交往传播的防控方面更为突出。因此,应从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出发改善有关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法律、政策和国家行动,进一步提高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成效。     

中国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全国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描述了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和农村男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己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本村和外村人际交往以及社团参与情况对农村女性性别意识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身的教育素质和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从社区和社会层面拓宽农村女性的社会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