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批捕权的法理——“批捕权的法理与法理化的批捕权”一文质疑

《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郝银钟撰写的“批捕权的法理与法理化的批捕权”（以下简称郝文）一文,笔者认为,郝文在“法理”的词藻下,除了武断地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批捕权发出一系列的责难外,并没有讲出什么法理来。在郝文中,作者提出的批捕权与法律监督权不存在包容关系的唯一理由是,法律监督权的内部构造和运作机制表现出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即其上下性和单向性,而批捕权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呈明显的对等性和双向性。至于法律监督权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为什么只能是上下性和单向性,而绝对不可能是平等性和双向性,批捕权的对等性和双向…     

对我国批捕权配置的反思

批捕权的配置关系到司法体制的整体性、科学性和效率性,同时也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在对批捕权进行配置时,应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本文在对我国批捕权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批捕权的配置提出了相关构想。     

批捕权行使问题探析

在当前的诉讼制度研讨中,有学者主张我国的批捕权应交由法院行使。我国没有实行预审法官制和陪审制,不能效仿西方国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由法院行使批捕权不符合不告不理及法官中立原则。如果批捕权由法院行使,将使其倾向于作有罪判决,并且由于法院的裁判权具有终极性,对这种批捕权的行使难以进行有效监督。     

也谈批捕权的优化配置——与郝银钟同志商榷

《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发表了郝银钟同志的《论批捕权的优化配置》一文（以下简称郝文），在对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主张批捕权应由人民法院来行使。对于郝文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将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谨与郝银钟同志商榷。一、批捕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文认为，检察机关只是法律监督机关，并非诉讼行为的直接参与者，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仅指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并不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这一观点实际上脱离了我国整个刑事诉讼体系以及司法实践。首先，从检察机关的性质来看，我…     

论批捕权的归属

批捕权的合理设置体现了整个逮捕过程的合理性,在防止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批捕权的优化配置

论批捕权的优化配置●郝银钟一从广义上理解，批捕权具有程序性裁断的特质是不容置疑的。综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在适用逮捕的实质要件中，都必须具有相当的理由说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并且逮捕措施应当与被捕人所犯罪行严重程度及社会危险性相适应。所以，法定机...     

从“控制不捕率”到“慎用批捕权”

近几年，我区检察机关把“控制不捕率”作为考核审查批捕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使不捕率下降，但面对慎用“批捕权”的执法观念，“控制”不批捕率的作法是否合理?笔者认为：     

对检察机关批捕权废除论的质疑——兼论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批捕权废除论存在着三方面的认识误区:首先,国际人权文件并未将批捕权的行使主体限定为法院,而是为检察机关预留了空间;其次,令状签发程序并非诉讼程序,其对签发主体中立性的要求明显低于司法救济程序;最后,应当在本土的司法体制语境中考察检察官的中立性问题。     

论批捕权的合理配置

近几年来，随着刑事司法领域中某些错案的披露，学者们开始审视我国刑事司法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中负有公诉职责的检察机关同时享有批捕权问题更是备受争议。为了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有效地实现司法运作的最终目的——公平与效率，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法律监督功能，就有必要重新考察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多重作用，认清逮捕与羁押之间的关系以及造成羁押率居高不下和超期羁押的痼疾久治难愈的真正原因，     

应将“不批捕准确率”纳入目标考核体系之中

1 从法理角度看,以“不批捕准确率”取代“不批捕率”,将会把批捕部门的精力引导到提高不批捕案件质量上来,使公、检两家的执法活动全都摆在桌面上,杜绝和减少“内部退查”等违反诉讼程序的现象,有利于严格执法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2 从工作实践看,批捕部门面对公安机关报捕的案件,只有批捕和不批捕两种选择。既然在考核批捕案件情况时,设立了“批捕准确率”且实际效果较好,那么在考核不批捕案件情况时,理所当然应设立“不批捕准确率”,使二者相互对应,顺理成章。这样,将使整个     

论检察机关批捕权的完善

在审判前程序中,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令状原则,即引入一个中立的、不具有追诉倾向的裁判者,通常是法院或法官来对强制性处分的实施进行司法控制,以保障人权,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但就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司法状况而言,确立西方式的令状原则却未必可行。笔者主张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保留检察院的批捕权,重塑检察官品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身保护令制度。     

浅谈我国批捕权的设置及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批准逮捕权由检察机关行使，与国外将批捕权设置在法院不同，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的，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缺陷。检察院对自侦案件需要逮捕的，省级以下检察院需要将案件呈送上级检察院审批，强化了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     

刑事检察批捕权和公诉权协调机制实务分析

批捕权和审查起诉权是刑事检察的两项重要职权,而在捕诉分设的制度框架下,批捕和审查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本文指出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成为刑事检察的重要课题,从司法实践出发,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讨论回归捕诉合一有一定的必要性。     

对“批捕率”的思考

“批捕率”一般是指批准和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数占已审结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总数的百分比。近年来,对“批捕率”的议论较多,而且把“批捕率”与打击是否有力联系在一起,把“批捕率”的高低作为一项考核指标。如果通过考察“批捕率”来研究有关工作,提高批捕质量,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批捕率”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因为: 一、片面追求“批捕率”是对刑事强制措施的误解     

论优先购买权价值功能与法理基础的统一性

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优先购买权一方面要建立在一定的法理基础之上,反映人们一定的立法技巧和逻辑思维,以符合现代的法律精神;另一方面亦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活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具有为社会服务的价值.这两个方面应当是相辅相承、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通行的认为优先购买权的价值功能与现实的法理存在冲突的观点,应当重新审视.     

“编曲权”的法理评析

在考察了国内首起主张“编曲权”的著作权纠纷案案情及判决后，笔者从法理的视角封此案进行了评析，认为编曲过程有无独创性是法律之外的专业技术评估问题，本案“编曲权”之主张合理、正当。依据案件特定境况采取司法积极主义、进行权利推定，才能维护权益，实现公平、正义。     

论批捕阶段的案件质量

批捕部门作为刑检部门的主要办案业务科室，在刑事诉讼中担任着审查是否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重要角色。与起诉部门的办案要求相比，审查批捕案件就是要做到“抓快讲唯”，这里，笔者拟结合工作实际就批捕案件的质量要求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一、提高认识，正确理解批捕案件的质量要求质量是案件的第一生命，因为审查案件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有力地打击犯罪，同时也涉及到能否保护嫌疑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因此，必须追求审查案件的高质量。而批捕案件的高质量标准又是什么呢？是否准确率达100％就是“高”了呢？其实这只是…     

不批捕率的高低不应成为工作优劣的衡量标准

今年6月7日的《检察日报》1版上有一则关于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慎用批捕权的报道：从2000年至今，该院共受理各种报捕案件1342件1848人，审查后不批准逮捕212件288人，其不批捕率占受案总人数的15％以上。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把重点放在了正确把握“无逮捕必要”适用条件上，既严惩了犯罪分子，又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其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受此启发，笔者对此问题略陈一孔之见。     

论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法理依据及其行使限制

我国《合同法》第 2 86条规定承包人就工程款债权而对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其法理基础是法律的公平原则。正因此 ,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应该得到充分的行使。然而也正是为了公平的缘故 ,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又应该受到限制 ,这种限制主要是 :建设工程性质的限制 ;建设工程受让人权利的限制 ;发包人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等特殊支付关系的限制等。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能否获得阅卷权的法理阐释

<正>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推进，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愈来愈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实践中来看，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以下简称“第三方组织”）了解企业涉案情况的方式相对有限，能否赋予第三方组织阅卷权，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允许第三方组织阅卷于法律规范而言不具有合法性，于法理而言也难具有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