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探析

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也是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之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四次科技革命均是以科学理论进步为先导、技术突破为表征的整体性革命。在人类科技革命发展的进程中,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之间交织互动,推动国际秩序经历了欧洲百年均势、东西方冷战以及"一超多强"等数次变迁。为深入探究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内在逻辑和运作机理,本文从科学家、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维度对四次科技革命逐一展开了分析,认为科技革命是导致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国际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科技革命的模式。例如:在第一、二次科技革命中,首先是科学革命引发了技术革命,然后推动了增强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大,进而导致欧洲百年均势秩序的生成与崩溃,这是科技革命(A)直接推动国际秩序变迁(B)的模式,即A—B模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人类当前正经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无论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均势,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都是国际秩序(B)直接推动科技革命(A)的发展模式,即B—A模式。总的看,科学家的身份认同、国家能力和国际规则与规范在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交织互动过程中,是导致国际秩序变迁模式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无疑会为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提供新的动力、思路和启示。     

论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美国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具有“6L”的地位与作用 ,即主导 (leading)世界政治秩序、主导世界经济发展、主导世界科技革命、主导世界军事革命、主导文化全球化和主导世界各民族“聚合”。美国“6L”是由国内国际各种因素促成的 ,它是一个历史过程 ,它对当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和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     

G20与中国

中国对G20采取了与G8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G8,中国始终较为谨慎,并保持一定距离;而对于G20,中国则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并明确支持。这种态度的差异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利益、对国际秩序的构建、价值观、应对全球性问题等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本文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G20应担任"领导者"角色,形成"G20做决策,IMF、WB、WTO等执行"的模式。G20机制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应重视G20的议题设置,尤其要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发展"两大优先议题。     

全球化与G20

20国集团(G20)的崛起,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不仅是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集中体现,而且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一带一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包含了国际维度的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工程,一个对现有国际合作模式的探索性调整.“一带一路”之所以出现,与全球经济地理变化、产业调整、全球秩序失效以及民族国家角色变化等时代趋势有关.时代趋势赋予了中欧新的合作空间.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同时体现了时代背景和中欧关系自身逻辑,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体现了较强的“中国规划”色彩;“互联互通”成主要抓手;展现国际秩序合作的可能性;呈现出“多速”和“多维”发展趋势.中欧双方未来在经济融合、构建国际秩序以及文明互鉴等方面合作前景广阔.     

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对策

“机制化”就是建立机制的程序和过程。本文认为：G20机制化建设应该分两步走。第一阶段是契合G20的“非正式性”，通过常设机构设置、议题建设、积极谋划集团外部机制的发展，不断完善机制内容，增强机制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则应在议题拓展、成员规模、组织结构、机制架构和法制建设方面推动G20从“非正式性”向“正式性”，从“协调机制”向“决策机制”转变。中国应积极参与G20机制化建设，将其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耦合性试析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现行国际秩序出现拐点,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也随之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本文认为,"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二分法"无法准确地阐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因此借用"耦合性"概念,将大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划分为非直接性耦合、控制性耦合和公共性耦合三种类型,并选取权力、制度和价值观三个变量,分析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演变的特点,提出中国将以"改造性介入"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从"控制性耦合"向"公共性耦合"发展的观点。     

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

中国与西方国家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现行国际秩序,双方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确实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仔细分辨之后,又能发现中国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实际上重叠之处远大于差异之处。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秩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化。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西方国家认为现行国际秩序遭到新兴大国挑战,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不满则导致一些西方国家主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当前国际秩序演变出现了自由主义色彩消退、民族国家作用逐渐强化的趋势,这将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某些方面的竞争加剧,但也有可能导致双方对国际秩序演变方向的认知差异缩小。只有准确理解国际秩序演变的这些脉络,中国才能更好地进行战略和政策抉择以趋利避害。     

也论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以隋唐与韩半岛的关系为中心质疑所谓“天朝礼治”体系

本文对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作了简单的回顾，并以隋唐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各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古代的东北亚地区并不存在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礼义)体系”，指出：在本质上，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并无不同，都是以“力量”和“利益”为基础形成的力学关系和力学秩序。因此，在当今的东北亚国际事务中，我们应该抛掉所谓“大国风范”这样的心理包袱，以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在冷酷的国际或区域性竞争中冷静而果断地追求我国的现实利益。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观的提出是国际秩序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它由安全、发展、和谐三个关键概念所组成,关注三个层次不断递进的目标,即通过共同安全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创设国际秩序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通过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既满足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需求,又促进全球安全威胁根源的消除,为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提供保障;通过开放包容实现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实现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目标和新观念,以及解决国际秩序建设中安全困境问题、国际秩序的持久和平稳定问题以及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问题等三大难题的思路,已经使它超越了西方国际秩序理论,成为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构想和范式。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后现代秩序的逻辑--《国家的分裂: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介评

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前任外交事务特别顾问、现任欧盟委员会外交与政治军事事务主管的罗伯特·库珀三年前曾提出轰动一时的“新帝国主义论”,为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外交战略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基础。库珀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雏形,后经十多年的发展补充,最终形成一套观点极端但思想较为完善的理论,并于去年以《国家的分裂: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①为名著书出版。该书以欧洲政治为轴心,以冷战结束后的“新的世界秩序”为思考框架,试图在美国霸权一统天下的时代维护和凸显欧洲政治的优越性,为世界和平找到在均势与霸…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太”之间。     

试析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日本与东南亚各国战后赔偿问题的解决

日本法西斯挑起的侵略战争给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日本理应给予赔偿 ,在日本战败前夕及战后初期 ,各受害国纷纷提出了赔偿要求 ,国际社会也提出日本必须予以赔偿 ,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赔偿的原则和方案。但是 ,由于冷战的出现与加剧、中国革命的胜利 ,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战后初期的铲除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复兴周边各国的惩罚政策向扶植日本、使其充当防共“防波堤” ①的宽容和重建政策转变。赔偿问题一度搁浅。然而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一直久拖不决的赔偿问题终于以协商的方式得以解决。那…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关于我们的时代——《当代世界政治概论》第一章纲要

一、列宁的时代观列宁曾经从垄断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角度,从先进国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角度,给我们的时代下过许多定义。这些定义后来被斯大林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概括符合列宁的原意。列宁的时代观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分析基础上的,它包括了这样一些基本内容。 1.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严重激化。 2.帝国主义把世界分成尖锐对立的少数压迫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 3.帝国主义必然导致一连串战争。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威胁和国内“新左派”对美国自由主义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回击。其政策主要是反对扩大政府的权限、主张“小政府”；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法律和秩序，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反对“福利国家”，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重视市场发挥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其对外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和实力，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制度和道义；反对“集权主义”，反对激进革命，坚定不移地反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新保守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当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得势是美国政治思潮钟摆现象向右的又一次回归     

新帝国主义论

以“先发制人”和军事干涉合法化为特征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被美英政府外交决策人抛出来后,正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一、新帝国主义论的产生及鼓吹者 (一)新帝国主义论的产生及其含义。1991年1月30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宣称美国将承担起这项任务的领导职责。当时,英国前首相希     

中朝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

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着中朝经贸关系在朝对外经贸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 2 0 0 2年是朝鲜经济的重大举措之年 ,所推出的“秩序调整”和“设置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举措 ,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朝鲜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回归。这有利于提高中国对朝鲜经济的影响作用 ,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朝鲜致力于经济建设 ,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应从区域共同体意识出发 ,运用“双赢”或“多赢”战略 ,帮助朝鲜一把。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