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权的性质与主体

本文认为环境权是公民等主体享受清洁健康生活生产环境的权利,以及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赔偿的权利。并在借鉴了一些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就环境权基本问题中颇具争议的环境权性质和环境权主体两个问题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环境权是一项民事性权利,是属于私权范畴,环境权的主体既包括公民,还应该将组织团体和后代人纳入主体范围。     

环境权内容之辨析

环境权的内容是环境权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学者倾向于将环境权的内容泛化 ,不利于建立科学的环境权概念 ,这也是传统环境权理论受人质疑、否定而走入困境的一大原因。还环境权一个清晰的内容 ,是环境权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环境权是生态性的实体权利 ,不包括经济性权利、程序性权利和环境保护义务     

浅议单位作为环境权主体的不当性

我国法学界对于环境权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要延迟近20年,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学者们对于环境权利研究的热情,发展势头良好,且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在学界被定论为倾向性的概念是有待商讨的,尤其是对于环境权的主体分类。对于环境权主体的分类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即包括了自然人环境权、单位环境权、国家环境权以及人类环境权。其中对于单位作为环境权的主体是有违环境权设置的初衷和环境权主体的特性。     

环境权——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由于企业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接连发生,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环境责任缺失。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负有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义务,即企业应当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义务。环境权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权利,而是包括多种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内的一种成体系化的理论。企业环境权是环境权的重要内容之一,环境权理论应当成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     

环境权新探

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无需许可,不能剥夺,不可让渡,而环境开发利用权属于一种财产性权利,通常需经许可而取得,其行使须遵循特定程序,因此环境开发利用权不属于环境权的内容。由于后代人具有范围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不宜将后代人纳入环境权的主体范围,但视后代人环境权利为一种道德权利则是可取的。同时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在环境法律关系中的错位以及权利与义务在主体间分配的不均衡性表明环境权不能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环境权主体并非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统一体。     

论后代人作为环境权主体的不合理性

国外社会和一些国家已经对环境权有了明确的立法,对后代人作为环境权主体给予了最权威的认可。即赋予未出生的人类后代以享受美好环境的权利,从而以此权利来限制现世人的行为及附加义务。我国环境法发展的近几十年中,法律并没有对环境权进行明确规定。近年受国外环境法学的影响,我国很多学者基于代际公平理论也将后代人也列为环境权主体。虽然此理论开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环境权主体的内容。但其有违法学的基本概念,缺乏现实性和可行性,难以让人信服。     

试论我国环境技术转移面临的知识产权困境及其克服思路

环境技术转移通过知识产权许可和转让进行。掌握环境技术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阻碍环境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损害国内企业利益。造成环境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困境的根源在于环境权和知识产权的深层冲突，具体表现为环境权和知识产权性质不同、法律关系主体不一致和价值理念冲突。克服环境技术转移困境的思路在于知识产权制度对环境权的适应性妥协，包括避开、利用和改造知识产权制度的思路。     

刍议环境权入宪

环境权是一项新兴的、正处于发展中的重要权利,其产生具有深刻的背景和动因。从法律上创设环境权,一方面适应了现实社会的普遍需求;另一方面解决了环境利益与传统权利体系难以协调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应作合理界定。从法律上创设环境权的基本途径是环境权的宪法化。     

环境权的法律救济

获得救济是权利成为可能的必要因素,因而探讨环境权的法律救济方式是环境权的内在要求。本文分别从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环境基本法角度分析了环境权的救济方式,介绍了当今世界各国有关环境权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认为其他传统法律部门所无法纳入的针对公共利益的救济手段,对于无确定主体的公共权利的保护,也就是环境法能够独立于民法、行政法之外,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意义之所在。     

论作为概念群落的环境权

环境权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课题。对环境权的界定涉及对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法学意蕴、传统权利概念等重理论问题的重新理解。环境权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律概念,而是由三种权利类型构成的统一整体,这三种权利分别为：环境的权利、环境物权、环境人权。三种权利的统一基础则在于通过法律权利衡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共生关系。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在人权理论上的证成与限度

西方学者对于儿童是否可以拥有权利的理性反思最初是在人权维度上展开的,他们依据人权的论证逻辑来论证儿童是人,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就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权利,儿童权利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道德权利.无可否认,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在人权理论上的证成对于发掘儿童的内在价值、认真对待儿童权利、丰富人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论证过于简单和粗糙,其存在着对于人权理论中“人”的含义的重大误解,缺失对儿童这一群体特殊性的关注及其对儿童权利认识的有限性和不充分性等问题.     

试论土著民的环境权

土著民的环境权的提出与论证,对现代社会的权利网络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土著民在近代民族国家分析框架中处于“少数人”与“受歧视”的位置。环境正义论与生态智慧论的提出,使我们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对土著民环境权的正当性进行评论,然后超越“现代性”重构土著民环境权;对土著民之权利,实施国际法的救济模式;在国内法的制度安排中,以“本土参与”为社会参与机制的核心,确保土著民之环境的“自治权”。     

环境权与人权问题的国际视野

环境权可以视为第一代人权中的生命权、私人生活权、财产权,由此可以促使政府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环境侵害,但这会产生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作为第二代人权,能够赋予环境质量以同其他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相当的法律地位,使其优先于其他无权利依据的客体,但是很少对这类人权进行司法;作为集体权利有环境保护的意义,例如保护少数族裔文化和土著居民。国际法上环境权作为实体权利还未建立起来,作为程序性权利体现为公众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司法救济权。通过人权保护环境,其优点在于人权与环境权相比是一项确定的权利,人权法院裁判了一些有环保意义的案子,缺点在于与人无关的环境本身的损害得不到保护,无法进行公益诉讼。     

回顾与反思:后代人权利论源流考

全球性环境危机和各种环境保护思想为后代人权利理论提供了目的性的环境要素,二战以后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兴直接为后代人权利理论输送了工具性的权利要素,在此基础上,后代人权利理论得以产生。后代人权利理论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话语背景下逐步从理论主张向实践领域延伸,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代人权利理论的发展具有四个方面的逻辑内涵,而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人们去解决。     

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存在明确而具体的区别,但它不同于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区别。主流人权理论所谓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义务区别”、“冲突区别”和“效力区别”都是虚构的、错误的。每一项权利都与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相联系;相应地,与社会权一样,自由权之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权对国家不仅产生政治和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与自由权同样的法律约束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产生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     

论自然权利的刑法保护

环境的刑法保护是一种重要的环境保护方法，但环境刑法的架构极富变化，传统的刑法保护客体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我国刑法保护的客体应为公民环境权与自然权利的综合体，兼顾对人类环境权和自然本身的权利的保护，突出自然价值的独立性，以充分全面保护自然环境不受人类环境犯罪行为的侵害。     

论环境权的人权属性

对于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可谓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从权利本原的角度入手 ,阐述目前我国研究权利特别是环境权的范式存在的误区 ,提出应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环境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同时 ,对人权的历史发展中概念、性质、主体和内容的变化进行剖析 ,推断出环境权符合人权的构成要件 ,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内涵上与人权存在固有的联系 ,是一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权。     

环境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环境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 ,一开始就面临许多困境。实际上 ,环境权体现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职责。它已经不同于法学界过去惯常所宣称的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对等性 ,而体现为权利义务的错位和不对等性。我国应该走环境权宪法化、具体化和公民权化的道路。     

新兴权利论纲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画卷不断展开的过程在法律层面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各种新兴权利不断展现的过程。新兴权利之新既可以从以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又可以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情景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新兴权利的产生在根本上乃是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而新兴权利与旧有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不仅始终贯穿于法律权利实践的始终,而且彰显着权利发展的真实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