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妇女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仅以妇女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重大决策权为切入点,系统地将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为自身素质、娘家撑腰、母以子贵、外界冲击和文化差异五类,并作为自变量逐类加入,进行两分类logistic回归,以此考察和比较各类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显著性程度。结论表明,一些以往单独研究中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存在显著相关的因素在加入了各个方面影响因素后变得不再显著,而在本文所考虑到的所有因素中,女性的收入状况和居住状况(是否与婆家同住)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最为显著且强烈,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和各地不同的文化也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农村地区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分析--以河北承德农村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母亲对子女表现的利他程度、母亲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教育投资费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要大于父亲,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对改善农村教育、改变农村落后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名实的分离与融合:农村女儿养老的现状与未来——基于山东省武城县的数据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依据养老的名与实,建构了农村家庭养老的分析框架。基于山东省武城县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女儿养老以名实分离和有名有实两种类型为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对女儿养老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女儿的个人因素中文化水平、性别意识和身体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因素中仅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显著。     

健康、家庭与期望医疗保险筹资模式——农民期望保险分担比例决定因素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政府和农户是其最主要的筹资来源。个体健康水平和家庭经济、规模等状况是影响家庭医疗保险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本文旨在研究健康和家庭对家庭健康保险筹资比例决策的影响，本文在一个合意的筹资规模假设下，通过MuItinomialLogistic回归和Crosstabs方法，考察个人和家庭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经济、规模等状况对家庭期望保险筹资比例的影响状况。分析结果证明，家庭健康状况而不是家庭成员个人健康状况影响农户期望缴费比例，而家庭规模、家庭经济状况均影响农户期望缴费比例。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1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地位获得模型分析,考察了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并重点探讨了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地位、户口身份和家庭经济条件——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背景因素对女性的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即,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更易于受到家庭背景的局限,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生长于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     

近20年来两性干部精英的地位获得与变迁——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女性领导干部在政治管理和决策领域处于结构性弱势。文章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事件史分析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两性干部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随着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女性干部精英地位获得对家庭背景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反映了女性精英阶层再生产有扩大和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领导特质、性别平等观念和成就期望等个人心理因素对精英地位获得的作用日益显著,表明政治领域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解放,将有助于女性干部的进一步向上流动。     

个人与家庭:西部贫困山区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秦岭山区的调查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在陕西秦岭山区对贫困农户生计的调查数据,从个人和家庭层面探讨西部贫困山区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女性劳动力外出是农户的家庭决策,受家庭特征和女性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共同作用;户主年龄、家庭网络、资金可及性和家庭抚养人口等家庭特征对女性外出有显著影响;教育、培训、年龄和婚姻等个人特征对于女性外出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当地的政策、经济与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农户传统的家庭观念和西部贫困地区农户经济体系的独特性;个人因素体现了家庭对个人的要求,与家庭因素同时发生作用。     

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女户主的证据

借助CHNS数据库定量分析女性贫困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户主贫困家庭的份额逐年增加,并主要集中在农村;第二,非在婚状况、劳动力负担过大和家务劳动时间过多不利于女户主家庭分散贫困风险;第三,贫困状况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资产拥有量、补贴、汇款及馈赠品等其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第四,女户主贫困家庭主要出现在失业、农民、渔民、猎人以及服务行业的群体中,表明职业的稳定性是女性反贫困的关键;第五,在其他影响女户主家庭贫困的众多因素中,住房和安全用水是重要因素,而健康影响不显著。据此,缓解女性贫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家庭发展内生力和家庭发展外动力的基础上探讨父母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年龄越大二孩的意愿也就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二孩的意愿越高,家庭收入水平与二孩意愿成反比;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会提高二孩意愿,而社会保障则会降低二孩意愿;幸福感越高的家庭二孩意愿更强烈,认为社会越公平的人生二孩的意愿越低。而在分性别和户口类别讨论后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女性越不愿意生二孩,一孩如果是男孩,农村女性和非农村男性更希望要二胎,一孩如果是女孩则农村男性和非农村女性更希望要二胎。房产状况对非农男性的影响更明显。医疗卫生保障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农村家庭则显著为正。劳动就业对女性二孩的意愿影响更大,农村女性的影响为负,对非农村女性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公平的认知也是对女性作用更多,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趋向于生二孩,非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推迟生育二孩。一般说来幸福感越高的家庭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而城市男性越幸福就会追求稳定,二孩意愿较低。最后,从家庭发展内生力,家庭发展动力,幸福感和社会公平的认知等方面提出建议。     

夫妻和谐关系模型的群层差异分析——以天津市在婚女性的调查为例

夫妻和谐关系受到许多日常生活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地位、家庭收入、家务劳动、家庭经济权、同居老人、子女状况等。然而,对于不同群层的夫妇而言,以上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分析表明,除了家庭地位对所有夫妻和谐关系具有共同的关键作用外,其余生活因素的影响均显示出差异性倾向。如家庭收入对低层和农村家庭的夫妻和谐影响更大;强化的女性家庭经济权有利于中年夫妻关系的和谐;同居老人对低龄夫妻的和谐关系起到一定维护作用;家务劳动对夫妻和谐关系的影响不断减弱,且主要发生于低层家庭,等等。     

中国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全国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描述了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和农村男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己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本村和外村人际交往以及社团参与情况对农村女性性别意识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身的教育素质和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从社区和社会层面拓宽农村女性的社会交往。     

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影响因素分析:代际传递视角

本文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运用地位获得模型与家庭系统理论,采用序次logit模型,对未成年人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互动、父母对子女的法律教育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有显著影响。父母与子女的互动越多,未成年人法律意识越强。父母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法律教育越多,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越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只有父母的教育程度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律意识有显著影响。     

女性择偶与农村社会问题

当今女性青年择偶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文革”时“政治挂帅”，到八十年代的以“才”为媒，如今更多的女性青年注重男方钱财，腰缠万贯的“财郎”成为大多数女性青年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前不久笔者对江苏省盐城市3个县（市、区）的8个乡镇进行凋查，发现有80％的女性在择偶时注重对方经济基础及家庭地位。女性青年择偶观的功利性带来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D农村“光棍”多。由于女性择偶观念变化，男方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便成了婚姻成否的重要因素。嫁到富裕的人家、富裕的地方，是农村年轻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做父母的也希望女地嫁…     

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照护对照护者生计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湖北潜江为俐,研究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照护对照护者生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绐照护者生计行为造成的影响中,照护者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老人失能等级、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力较大;而失能老人的其他子女资源与社区资源等保护照护者生计行为的作用力不大。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分析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包括性别、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女性所受教育在工作中的收益、女性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我国应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扩大女性入学率,在职业教育中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对贫困女学生进行政策倾斜。     

家庭结构对农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社会行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探讨家庭结构完整性与农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2013—2014学年以及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为基础，基于OLS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与生活在结构缺失家庭中的农村青少年相比，结构完整家庭中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率显著较低；家庭结构通过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两条亲子关系路径来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展状况；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父母监督以及父母对子女的信心等亲子互动显著正相关，而与家庭经济状况并无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揭示了亲子互动的重要意义，从微观的为人父母层面和宏观的公共政策层面都对预防和减少农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具有借鉴价值。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分析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包括性别、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女性所受教育在工作中的收益、女性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我国应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扩大女性入学率,在职业教育中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对贫困女学生进行政策倾斜。     

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

文章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有助于削弱农村人对姓氏继承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念,但并未动摇财产继承这一最核心的父系家庭制度,而且外出务工对姓氏继承观念和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在女性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认为,进城务工对农村人传统性别观念的削弱作用表现出由表及里、逐层推进的特点;作为传统性别观念的既得利益者,农村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很难发生与女性同等程度的转变。     

高星级酒店女性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研究报告

女性在酒店业中从业比例较高，成为促进酒店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工作家庭冲突阻碍了酒店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本文以角色冲突理论和边界理论为基础，采用一对一访谈和问卷调研的方法，研究酒店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数据分析显示，酒店女性员工的工作家庭是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其中家庭支持和工作场所支持的影响效应最强。基于调研结论，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提出实现酒店女性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策略。     

积累型家计模式下的代际关系、青年婚嫁逻辑与养老秩序——基于北京W村的驻村调研

目前学界对农村养老秩序的研究主要是在代际关系失衡与男性父母在"婚姻要价"中受挤压的框架内展开的。中国农村存在显著的地方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的养老秩序也存在差异。本文以北京市W村的家庭关系为例,分析高积累家计模式对代际关系、婚姻圈以及家庭养老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W村的驻村调研发现:多数家庭实现全员就业,形成高积累的家计模式;在高积累的家计模式下,子代在"婚姻圈"中处于优势地位,父代也可以实现"低龄自养";高龄老人依靠相对较高的农村养老金与经济积累实现经济自养,并通过多子间的轮养得到生活照料。在W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弱,代际关系紧密而无压力。本文为农村代际关系、青年婚嫁逻辑与养老秩序的研究提供新的案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