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顷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1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表现在：控制死刑适用环境污染 有重大突破,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层面得以体现。毒品犯罪法律体系严厉、重刑适用率与死刑适用率高、量刑标准存在省际差异等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相背离。我国应当在立法上通过罪名分层,以及"但书"条款适用达致宽严相济处理毒品犯罪案件;在司法上统一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并适用罚金刑实现刑罚轻缓化。     

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问题研究

我国由于深受重刑主义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之严峻的经济犯罪现实,使立法者在经济犯罪的刑罚中大量的适用死刑,这在世界各国刑法对死刑的规定中是相当罕见的。从刑罚的基本价值来看,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具有合理性。基于经济犯罪不同于暴力犯罪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来看,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是必要的。     

德国刑罚体系的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刑法有关刑罚体系的立法,彰显出其自身的特色,顺应了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世界立法趋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借鉴德国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刑罚体系的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削减死刑罪名,改变刑罚重刑化结构;保留罚金附加刑的同时在主刑中增设罚金刑并增强其可操作性;在附加刑中增设剥夺从事特定职业或活动的资格刑;提高刑罚社会化程度。     

和谐语境下的轻刑化及其实现

基于传统和现实原因,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仍属于重刑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泛刑化、重刑主义的思想,这已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基本的刑罚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趋同刑事背景下,刑罚轻缓化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应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在刑罚轻缓化的浪潮中,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是刑罚改革的必然要求。刑罚体系的反思,必须正确认识刑罚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死刑过重、生刑过轻、非监禁刑适用较少、刑罚结构不合理、各刑种衔接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重构应当从限制死刑、提高生刑、扩大罚金刑的适用和完善资格刑等方面入手。理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完善,将促进我国刑罚轻缓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法治的进步。     

我国死刑适用要坚持“少杀慎杀”原则

在遏制犯罪率上升,在依法“严打”过程中,有些地方“重刑主义”有所抬头,存在判处死刑过多、轻率和量刑趋重的现象。甚至有的人出于种种原因,对某些有立功表现可以判处死缓的罪犯也要求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作者个人认为,“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政策至今仍符合我国的实际,符合世界刑罚的发展潮流。在死刑的适用中,我们仍要坚持“少杀慎杀”原则。     

刑罚结构改革研究

轻刑化的刑罚结构是当今世界刑罚改革的趋势,我国刑罚结构的重刑主义与主流浪潮背道而驰。与时俱进的刑事政策和科学的犯罪观是刑罚轻缓化的重要前提。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修正案(八)》,必将成为促进我国刑罚结构进一步改革的巨大推动力量。     

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实践路径探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罚轻刑化是人类社会法律制度进一步关注人权和走向文明的体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笔者通过对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我国刑罚轻刑化的现状分析,着重从立法与司法层面将历史上重刑主义与轻刑政策加以比对和研究,以增强轻刑化观点的可信度与可行性,为我国刑罚轻刑化实践路径在制度构建层面夯实理论根基。     

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     

NGO在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刑罚处置的功能和作用亟待加强；NGO组织的天然优势使其成为实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必然选择；NGO组织在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显著。     

论死刑之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这些严格控制死刑的举措都是在死刑领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的要求,“宽”与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吻合的。死刑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严”的要求,我国的国情要求死刑的存在,死刑的成本并不高昂,自由刑的成本超过死刑。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试析《论犯罪与刑罚》中关于死刑的法律思想

死刑是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古老的刑罚之一,自死刑产生后的几千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法宝",没有人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近代刑事法之父"贝卡利来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最早对死刑的残酷性提出尖锐的批判,由此引发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本文着重探究贝卡利来主张废除死刑的积极思想,以期对死刑制度进行理性的再反思.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由于认识的不同，理论界对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应占有的地位看法不一，在各种观点中，罪、责、刑平行说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的实际。在刑事责任的阶段划分上，一般认为刑事责任产生于犯罪行为实施之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得到确认和实现。关于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以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的见解为妥。     

论轻刑化在我国的实现

轻刑化,指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以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止和预防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轻刑化是刑法谦抑性的应有内涵、是保护人权的需要、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轻刑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轻刑化的适用要以犯罪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同时,轻刑化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个方面来实现。     

关于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探讨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虽已初步形成思路,但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尤其是在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方面仍尚无定论,以致其在司法界的大胆尝试和学界的谨慎保留中处于尴尬境地.现阶段,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纵然有其合理之处,然其终究难以避免与公权力的权威、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本义,其实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之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救济措施.因此,刑事和解不应延伸适用到死刑等重罪案件领域,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以代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救助作用.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可谓百家争鸣。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与处罚,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刑法第133条第3档法定刑,而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定罪与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