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经济制裁对海上保险的影响——以伊朗制裁为例

国际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针对特定对象施加的直接或间接限制或禁止其经济活动、资产利益的强制措施.联合国、欧盟、美国均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涉及贸易、航运领域,相关制裁规则的制定及执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海上保险的提供、理赔等环节均产生了诸多障碍.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欲维持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中国可在制裁规则的框架内或突破制裁规则予以应对.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战后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一方面给受制裁国发出了要求或强迫其遵守国际法的警告,而另一方面,在实施制裁过程中给受制裁国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妨碍而不是促进人权,从而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效力.因此,联合国在经济制裁中也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近年来，党和国家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行动目标，并将其作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抓手。行政执法规则是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在域外适用的框架下对中国现行行政执法规则进行重新审视。域外适用强调将本国法适用于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物和行为，而行政执法的属地性往往要求行政机关只能在本国管辖领域内执法，这给行政机关针对本国管辖范围外的对象执法带来了困难，需要通过增设“效果”或“影响”等连接点作为完善执法的手段。此外，经济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是域外适用的典型措施，往往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尽管这类措施大多与国家安全等重要利益相关，但不宜将其绝对排除在现行中国行政法体系之外，而是需要引入“二分法”,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将与国家安全不存在直接必要联系的制裁措施剥离开来，使其受到行政法规则和原则的约束，实现完善涉外法治的目标。     

国际经济制裁与国际法

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有关国际经济制裁的报道逐步增多。什么是国际经济制裁?它有哪些形式和类型?国际经济制裁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如何?本文打算就这几个问题向读者作一扼要介绍。一经济制裁与政治目的一般说起来,国际经济制裁是一个国家、几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国际组织)使用断绝贸易、金融、通讯乃至人员往来的措施,迫使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被制裁国)屈服于前者(制裁国)特定的对外政策。国际经济制裁的几个特征是:     

论我国反制裁法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近年来确立起的反制裁法体系旨在应对外国实施的大量具有歧视性的单边制裁，其中反制措施的实施不为国际法所禁止，但须遵守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之限制。立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视域，我国的反制裁法具备斗争、救济、预防三项功能，由于规则设置的模糊性和配套规则的缺失等问题，我国反制裁法各项功能的有效实现仍存在障碍。其功能的有效实现需做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以反制裁法的功能定位为指引，增强斗争层面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合法性，确保救济层面规则的确定性，并补足预防层面相关规则的缺失。     

《反外国制裁法》的国际法意涵

制裁在性质上可分为单边制裁和多边制裁,在模式上可分为普遍制裁和聪明制裁.单边制裁是国际法上的灰色地带,对其合法性的考察须在"荷花号原则"上结合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进行.《反外国制裁法》围绕反制裁的逻辑起点展开制度构建和规则设计,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在模式上采用聪明制裁,为国际制裁立法实践提供了中国样本.我国依据该法采取反制措施在国际条约法上可援用安全例外条款主张合法性,在习惯国际法上可援引反措施主张合法性.鉴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多样性以及该法本身的特点,为确保这部立法设计的反制措施在国际法治的轨道上落地实施,还须尽快建立健全配套实施制度.     

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联合国经济制裁通常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安理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各国有义务全面、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安理会决议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得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触。当一国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怠于履行人权保护义务时,安理会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对其采取保障人权的必要措施。联合国制裁经历了从"传统制裁"到"聪明制裁"的转变。由于缺少对公正审判权的保护,各国执行"聪明制裁"面临选择困境。针对"聪明制裁"可能引发的人权危机,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明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完善"和平之威胁"的判断标准,加强对各国执行安理会决议的监督与审查,保障制裁对象的公正审判权,建立多元化的人权保护救济渠道。在联合国经济制裁中加强人权保护,有利于积极应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有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多重困境与路径革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出境治理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当前,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治理面临着多重困境,主要表现在数据安全的概念过于模糊难以成为法治价值目标,数据出境规则设计不周延难以有效监管数据出境,数据出境监管过严导致黑灰数据产业难以遏制等。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困境根源在于技术安全难以保障,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本质价值在于确保政治安全,信用法治是合理平衡个人隐私安全与商业利益安全的创新路径。通过对我国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的界定、解读与适用的思辨研究,建议我国在立法上确保个人权益与商业利益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以促进数字技术的提高,进一步丰富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以确保政治安全,多措并举引导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的灵活适用以建设信用法治,多元共治推动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深入落实以实现我国数据出境的路径革新。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之功能

一般认为联合国经济制裁具有“强制改变”的功能,但对于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否具有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的问题,国际社会却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决策和执行。刑法学关于惩罚功能的精髓是在刑事不法行为与刑事制裁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惩罚功能;民法学在“惩罚性赔偿”的定义中,将惩罚界定为“对不法行为者施加的‘害’大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而不是等于或大致等于不法行为本身导致的‘害’”,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一定具有惩罚功能;法理学认为“惩罚”就是“施加不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应该具有惩罚功能因素。另外,从主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不具有预防功能;但从客观上看,联合国经济制裁却具有预防功能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

中美贸易摩擦有明暗两条主线。明线是两国政府就贸易摩擦所涉议题展开谈判,以期达成协议,解决贸易争端;暗线是中美之间就制裁和反制裁、遏制和反遏制展开的法律战。法律战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呈现的国家之间的法律和制度之争,是美国法律霸权主义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无法回避和必须回应的法律竞争和法律反遏制。法律战的工具具有多元性,这导致法律战呈现出复杂性。以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为主要特征和核心的法律战对于中国完善国内法和参与国际法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规则和制度要求。以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和阻断办法为代表的法律战需要实体法、程序法、国内法、国际法多重要素的整体配合,才能达到政策目标。     

我国商业贿赂民事救济之不足及完善

商业贿赂破坏了我国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治理商业贿赂一直是我国市场建设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于商业贿赂的治理,偏重于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缺乏有效的民事救济措施,民事责任的规定极少,而且缺乏操作性,这不仅使商业贿赂的受害者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也让商业贿赂这种经济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制裁,所以我国应当完善我国现有法律对商业贿赂民事救济的规定,达到最为有效的治理效果。     

欧盟新修正反倾销法及其法律对策

反倾销、反倾销规避以及反倾销案的诉讼均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展开激烈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深入研究这方面的法学理论和法律问题,了解国外反倾销的立法信息和反倾销的措施,分析其特点和实质,对于确立我国的反倾销政策,制定反倾销法,保护国内生产,进一步拓展我国的外贸事业,抵制非法的反倾销制裁,均有重要意义。本期“国外法学信息”栏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美国、欧共体反倾销立法的情况,以及反倾销规避和欧美的反规避立法,剖析了国际反倾销规则中申诉方与应诉方权利义务不平衡的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对外贸易中应采取的相应对策和建议,值得一读。     

强行规则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规范

为了实现公正、效率及当事人合理期望等目标，国际商事仲裁的少部分重要方面必须采用强行规则予以规范，对于其他事项则应出于尊重当事人意愿而选择非强行规则调整。从现状和趋势来看，境外各国家或地区强行规则规范的对象大多限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要件、根本性程序及司法审查等事项。我国仲裁法中关于这些事项方面的强行规则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陷，非常有必要予以修订。     

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的边界

WTO成员可否为维护他方而非己方的公共秩序实施贸易限制措施或经济制裁措施,被称为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WTO的司法实践回避了该问题,学界的观点则是非黑即白,其实这一问题是有灰度的。在立法层面,GATS未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但在司法层面,GATS注释5和欧盟最具代表性的"Dassonville案"却间接证明了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而且GATT中"美墨金枪鱼案""美欧金枪鱼案""美国虾龟案"也间接证明了需要对此允以限制。为了避免措施实施方以维护公共秩序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武断地剥夺措施实施方的法定权力并不妥适,在赋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的同时允以适当限制才是对此种灰度的适度安排。具化边界应引入宪法性机制,由被实施措施方作出多边性质的事前同意,以排除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不当性。"一带一路"建设从长远看需要形成区域公共秩序共识,此种学术立场有助于中国达成该目标。     

美国格式合同中管辖权条款效力评析——以“根本公平规则”为中心

美国联邦法院在审查格式合同管辖权条款效力时,认为该条款要经过“根本公平规则”的司法审查,包括管辖权条款是否可以识别、提供管辖权条款的一方当事人是否给予对方当事人阅读合同的合理机会、是否给予对方当事人“解约退款自由”三项标准;该规则在包括电子商务合同在内的格式合同中得到广泛适用;我国《合同法》上的“合理方式提请注意标准”与美国规则并无实质差异,我国法院可以参考其具体适用标准。     

论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由于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直接关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因而,必须对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做出规范。域外国家和地区有关判例在判断重复供述可采性时均是分析前次的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对重复供述产生影响。此种分析严格来说不是“毒树之果”理论的运用．而是“非法讯问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我国应采用“非法取证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以便能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为法院排除重复供述提供法律依据。采用此种分析方法须综合考量个案中的具体因素。在我国,排除重复供述还面临着前次非法供述难以被排除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两方面的困境,对此应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相关制度．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前后后

国际国内形势出现大的变化,姓“社”姓“资”起论争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国际上,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国内,北京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以后,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以及治理整顿力度很大等诸多原因,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等令人忧虑的局面。此时,一些“左”的东西又冒出头来,比如有人认为,苏联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有人提出诘问: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把政治中心置于何处?政治中心就是应该…     

论仲裁规则中的“合并仲裁”与“合并开庭”

“合并仲裁”与“合并开庭”是新兴的仲裁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多方当事人同一争议的仲裁问题.国际主要仲裁规则对“合并仲裁”与“合并开庭”都有详细且操作性强的规定.我国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的规定过于简单且不成体系;关于“合并开庭”,仅有海仲2015年仲裁规则确立了这一机制,而且程序、范围不明.我国应借鉴国际主要仲裁规则,明确“合并仲裁”与“合并开庭”的不同制度定位,制定合并权归属、仲裁员指定、在先程序效力等“合并仲裁”与“合并开庭”的具体仲裁规则.同时,仲裁立法也应对相关机制予以支持、调整.     

从西方人权话语拓展看中国人权话语的国际化

西方人权话语拓展的主要方式是软渗透和硬介入。软渗透表现为通过西方人权"区域理念--区域规则--国际规则--国内规则"的规范扩散,推动非西方国家接受由西方主导建构起来的国际人权规范体系,形成对西方人权话语的法律确信,最终实现"西方人权国际化"和"国际人权国内化"。硬介入表现为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式强行推动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人权话语并将之纳入国内法律秩序,加速了西方人权国际化。西方人权话语拓展引起"它变"和"自变"效果。一方面,面对软渗透和硬介入,非西方国家或者被动接受,或者借助条约批准、保留等国际法手段予以选择性认同或变通,甚至提出竞争性替代话语加以对冲。另一方面,西方人权话语也在内外因素下不断自我调适,逐步提升可接受性。中国对外拓展人权话语,应充分利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途径,加速国际人权话语格局的变革;尽快形成以发展主义权利观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并通过对话来增进中国人权话语的价值共识;坚持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学会利用国际法律机制,着力提升在国际人权体系内将中国理念和话语转化为国际规则以及保障国际规则被遵守的制度能力。     

隐私政策“知情同意困境”的反思与出路

学界普遍认为，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于隐私政策场景中。“信息区分说”“行为区分说”和“动态同意说”等既有学说旨在破解“知情同意困境”,但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作为知情同意规则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与“个人信息自我控制理论”均难以应用于隐私政策场景，其根源在于私法自治固有的限度。隐私政策的格式条款属性和“有限理性人”的理论假设表明，运用格式条款规则规制隐私政策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一是运用订入规则，将网络服务者未履行提示义务的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排除在合意之外；二是运用黑名单、灰名单制度和诚实信用原则控制隐私政策条款的效力；三是运用解释规则平衡网络服务者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