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公民社会与公民精神

“公民”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古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完全由公民组成的主权的公民国家社会。“公民社会”的特点是全体公民自治,“人人统治大家,大家统治人人”,充满民主与自由。公民社会也培育和蕴含了一种公民精神,全体公民都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也享受着公平的社会生活。古希腊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主要体现在:维护公共政治的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精神;公民本位的自身价值精神;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与公民参与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所具备的基本美德；公民参与是公民精神的最直接体现。我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公民参与的主动性、有序性和有效性。我们应该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     

爱国主义与公民社会的成长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桥梁和纽带,加深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相互信赖、协作的精神,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兴起。     

论公民意识的伦理意蕴

公民、公民身份是公民意识的主体和核心,公民意识是公民及公民身份的主观反映与观念形态。公民意识正如公民身份一样,是一个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动与丰富的综合性概念,但无论其涵义如何庞杂多样与变动,其自身既凸显重视与尊重人自身主体性的价值诉求,又彰显着人所特有的自由平等、独立理性的伦理精神,更蕴涵着公民作为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一种和谐伦理关系,因而具有最为核心与本质的伦理意蕴。     

公民性: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

在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多民族之间既非单向的趋同,也非单向的趋异,而是在相互开放、吸引的基础上,共同性与多样性都增加只有以"公民文化"、"公民精神"为纽带的民族才是"现代新型民族"现代国家是"公民国家",以"公民文化"、"公民精神"及其升华的"现代国家精神"为基本团结纽带。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属性千差万别,但都以塑造公民文化、公民精神、现代国家精神为基本目的。在现代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些"特殊主义"的传统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中国历史上,公民社会一直被政治国家所湮没,20世纪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摧毁了民间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原有的“国家———民间社会———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使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迁,使公民社会的兴起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积极地建构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离不开健全的公民意识的培育。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就呼吁改造国民性,培育公民意识,时至今日,国人的公民意识依然不健全、不成熟,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没有公民意识得以培育的土壤。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有利的环境,应适时地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公民意识应当包括:责任意识,仁爱精神,自律意识,宽容意识,竞争意识。     

论公民意识的法治价值

公民意识是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追求的自觉反映，是公民法律意识、民主意识、独立人格和理想批判精神的综合反映。公民意识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反思——基于公民性的变迁与重塑

钱洁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自古希腊的原始公民性开始，从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两个维度考察，公民性经历了以臣民意识为特征的公民性缺失、捍卫公民权利的消极公民、具有责任和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的变迁过程，     

柏拉图《理想国》“公民”思想初探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民思想丰富而深刻,他界定了城邦中公民的身份和作用；公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应该具备正义的心灵、和谐的品质、尽责的精神、一定的技艺和健康的身体等素质和能力；公民应该通过学习哲学不断地提升自己.柏拉图的国家与公民的同一正义、公民之间团结合作、公民的个性化与净化教育、公民的心灵和谐等思想对于建设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公共精神

现代国家中的个人以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层次的群己关系,公民资格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支撑起公共生活的骨架,包括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公共精神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意义。当前,我国公共精神呈现出衰落和弘扬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受制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政治体系的吸纳功能不足、社会向上与向下矛盾发展的变化趋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建构与撕裂等挑战。因此,公共精神的涵养需要我们变维稳思维为维权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方面使公民的权利内容和保护落到实处;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以过程监管来鼓励社会自组织;以增强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为目的,培育公共精神。     

治安学基本范畴的思考与确认

长期以来 ,我国治安学界习惯于将“治安”、“治安管理”和“治安行政管理”视作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所以 ,在治安学、治安管理学和治安行政管理学的界定方面 ,也出现也相应的模糊化和非统一化的特征。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地界定这些基本的理论范畴 ,必然会影响和制约治安学科和治安管理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关于公安机关提升“主动治安”能力的思考——以南平市公安机关为例

"主动治安"理念是公安机关面对新常态、新形势的积极回应,是公安工作发展的重要引领之一,其体现的是态度和作风,就是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升公安机关"主动治安"能力是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治安管理创新,进一步提高"主动履职、主动打击、主动管控、主动服务"的能力水平,有效驾驭复杂的社会治安局势,更好地服务民生和保障发展。     

公安机关"打、防、控"一体化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打、防、控”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龙头工程 ,是建立社会治安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举措。文章对“打、防、控”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打、防、控”一体化机制的理论定位 ,“打”、“防”、“控”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 ,以及“打、防、控”一体化建设的机制创新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公安实践。     

紧急状态下的公安行政决策

紧急状态下的公安行政决策不具备常规决策的基本条件。在这类决策中 ,决策者应着重考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及“事态的急迫性”两个因素。由于决策者面临的决策要素的“初始”状态不同 ,可能选择的决策策略也不同。在公安紧急决策中 ,决策者要根据决策要素的变化随时更改自己的策略选择以求得理性地实现决策目标。     

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认识与把握

社会治安问题是诸多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解决综合性的治安问题,仅仅依靠哪一个部门、一两个手段或某一个侧面,是不能奏效的。只有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才能根治这种"综合症"。因此,必须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行政公共性的生成渊流与历史反思

公共行政的自觉建构需要在公共性的研究和探讨中去获得行动方案,而行政的公共性既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需要规范性阐释也需要描述性考察。然而,学界关于行政公共性的生成历史尤其是演进逻辑的研究尚显不足,这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理解。通过历时性回溯分析,可以看到行政公共性经历了"共同性"形态的萌芽阶段、"形式公共性"的生成阶段和"实质公共性"的萌动阶段。未来行政模式的转换必然意味着形式公共性的式微与实质公共性的彰显,而行政公共性的形式与实质的契合正是以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以民主法治发展为政治平台、以公共利益实现为逻辑主线、以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为内在动力。     

“格雷欣法则”在公共管理组织中的危害及其消解

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公共组织领域中,也存在着优良职员与不良职员、优良风气与不良风气的博弈,常使格雷欣法则得以实现,令"劣币"当道.文章就公共组织中如何消解"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提出了一些对策.     

试探公安队伍管理的基本规律

要实现公安队伍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就必须加强对公安队伍的严格管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和公安队伍建设“从严治警”的基本方针，结合公安队伍管理的现状，探索出了四条基本规律：领导权威控制规律；公安行为规范规律；集体行动协调规律；队伍合力凝聚规律。     

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公共行政必须把政治哲学层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其运作机制和运作过程之中。为此,公共行政改革必须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要强化与其宗旨和职权相对应的责任意识,以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二是推进行政民主,以达到公共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和谐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