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权的理论解构

国家意志、刑罚权、程序正义是决定公诉权确立和发展的根本的法理依据。在权能的实现上 ,公诉权与刑罚权互为条件 ,公诉权来源于刑罚权 ;程序正义是公诉权发展的永久的根据之一。公诉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公权力和具有系统制约性的诉权 ,以及具有对应性的事实主张权     

量刑正义的程序之维

量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如何正当行使量刑权是一个关涉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界面的重大课题。量刑问题在理论上纷争颇多,在实务中也未获理想的解决,与我国量刑权的程序运作模式不无关联。本文在参酌两大法系关于量刑问题的程序处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的关键是设立量刑答辩程序并严格贯彻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     

浅析正当程序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意义

国家刑罚权如何正确行使一直是刑法学家十分关注和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得到妥当解决切身关系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能否得以实现。因此，以宪法的精神对国家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尤其要以正当程序对其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必要。     

外国刑法中的刑罚消灭事由刍议

刑罚权的消灭是指由于某种事由使因具体犯罪而已经发生的个别的刑罚权消灭。这种使已经发生的刑罚权消灭的事由．称为刑罚权消灭事由。刑罚权的消灭．又称为制裁的消灭或者刑罚的消除，但是通常的称谓都是刑罚的消灭。     

论刑罚权及其限制

<正> 刑罚权是刑法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受到刑法学家的重视。在我国刑法学界,刑罚权的研究可以说是十分薄弱的。刑罚权关系到刑法之根本,是一个需要加以论证的问题。同样,刑罚权也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是一个需要加以限制并为其进行界定的问题。本文拟就刑罚权的基本内容作一初步探讨,就正于我国刑法学界。 刑罚权是国家运用刑罚惩治犯罪的权力。因此,刑罚权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那么,刑罚权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刑罚权的起源,在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神授论与契约论之争。     

刑罚权及其运动机理研究

刑罚权是法权之主体创制、适用刑罚以达特定目的之权限与权能,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执刑权和去刑权五项权能.应然刑罚权具有时代特征.依刑罚权主体不同,刑罚权可被分为国家刑罚权、社会刑罚权和个人刑罚权.刑罚权的运动包括宏观运动与微观运动,刑罚权在现实运动中会出现扩张以及流变,对这种扩张与流变的控制关系到法权乃至社会的稳定.     

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刑罚效益

现代法律程序的实质是排除恣意因素,保证法律实体正义的客观公正,而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刑罚效益是追求程序和实体正义完善统一的唯一正确选择。民主主义和法律职业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程序是保证刑罚实现最大效益的首要条件。刑罚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其基本要求是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有机结合起来。程序公正、诉讼当事人对诉讼及其裁判结果的主观感受和情感反应可以促使刑罚效益的最大发挥。我国刑事司法走向程序法治之路漫长而曲折,只有通过程序正义才能真正实现刑罚实体正义,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合理的有机结合。     

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的原因考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恢复性司法及社区矫正的推行,体现了我国刑罚的轻缓化趋势和刑罚权动态的趋于理性,而社会背景的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转型以及刑事法角色的转变,是促使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转变的重要因素。认真分析和考量这些影响因子,有助于从社会的视角审视和规制我国刑罚权的运行。     

刑罚权与行刑权运行机制的重塑

学界定刑罚权涵义以及架构刑罚权有助于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行刑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观实的"刑罚权。我国的行刑权分属监狱、公安和法院行使。由于刑罚权与行刑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刑事法体系,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诸多因素,刑罚及行刑效益受到制约.我们应当从全局及整体高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建立行刑权的法律规则,统一调整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     

积极的一般预防

报应主义固守正义面缺乏保护社会的灵活性,一般预防重视秩序而有主张专断、残暴之嫌,特殊预防则专注于科学地矫治罪犯而排斥了正义。学者们的各种刑罚一体论模式都实际上并未将三者统一。刑罚根据的统一只有在将刑法系统看作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受制于社会大系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根据社会的机能的立场,刑法只保证一点,即与认为规范是无效的意义表达相对抗。刑罚清楚地使犯罪成为一种不值得学习的行为。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是建立在刑罚以忠诚于法的市民为对象的基础之上的。报应论、一般预防论和特殊预防论三者只是对刑罚根据的外在表现的揭示。在对这三者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内在地统一于积极的一般预防之中。     

死刑与刑罚制度的完善

完善刑罚制度要树立人道主义观念和正确的刑罚正义价值观。我国在完善刑罚制度特别是在对待死刑问题上 ,应该破除对严刑酷法的迷信 ,正确认识死刑的利与弊 ,逐步废除不人道的刑种 ,建设更加文明化的刑罚制度。     

当今中国刑罚权的动态表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等表现刑罚权进步的理念和制度体现了当今中国刑罚权的触角在逐步呈现出内缩的趋向,认真分析这些动态,有助于多方面规制刑罚权的发动和运行。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刑罚人道主义研究

刑罚人道主义要求对犯罪人的追诉、审判尤其是刑罚的执行要符合一定的道义要求,以此限制与匡正刑罚权的行使,使刑罚与人性保持一致.作为一项基本的刑罚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出现了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应当重视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的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在实践中得以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论刑罚正义观念的演进

自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刑罚，刑罚正义一直是法学家关切的主题。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分别阐述论证了各自的刑罚正义思想——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个人自由平等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即自由平等与秩序的价值关系问题。秩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需要，没有良好的秩序，也就没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同样，自由和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没有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也就不会有良好秩序的形成。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罚正义思想则体现出二者内在的辩证统一。     

论中国古代刑罚的流变

人类社会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刑罚制度亦是如此。特定的刑罚制度是反映社会进步状况和文明程度的晴雨表。中国古代刑罚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流变,刑罚功能以报复和威慑为主。在传统刑罚观念中,重刑威慑在古代社会陈陈相因,使中国刑罚演化史充满了暴戾和血腥,而刑罚的＂礼化＂亦使古代刑罚具有威慑与道义的双重性格。     

入世背景下对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的思考

受传统的轻视行刑权立法思想和落后执法观念的影响,我国现行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很不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法律制度不健全,刑罚执行监督观念落后;这影响了人民检察院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对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在入世背景下,我们在刑罚执行及人民检察院的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需要进一步端正立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     

论罪犯劳动权的实现

劳动权是罪犯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而罪犯劳动则是罪犯劳动权与刑罚权的共同载体。刑罚权决定着罪犯劳动权的范围，影响着罪犯劳动权的实现程度。在行刑社会化的背景下，只有建立和完善罪犯劳动权的相关法律制度，平衡罪犯劳动权与刑罚权的关系，推动罪犯劳动及其组织形式的社会化，给予罪犯更多的劳动自由，罪犯劳动权才能得到更大程度地实现。     

浅谈财产刑执行难及对策

财产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重要体现。而司法实践中,财产刑执行现状不容乐观,大量财产刑得不到有效执行。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到法院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可避免地使财产刑的判决流于形式,有违财产刑的立法初衷。本文从财产刑适用空间、裁判依据、执行程序等方面分析财产刑的执行现状以,从立法、司法、社会等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刑罚的“透支”和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补救

强制措施依附办案期限的模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刑罚的“预支”现象,并导致刑罚“透支”的后果,制约着法官的裁判,对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建立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补救程序,可以防止和消除由于刑罚“透支”所带来的不良法律后果。